300年宋朝为何被文人们成为做官的天堂？

元祐八年（1093）九月三日，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垂帘体制完全崩解，司马光的元祐政治路线迅速被扫荡殆尽，延续神宗之政成为宋哲宗政时期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在哲宗亲政的前期，即绍圣年间（19041908）的主要工作是恢复王安石的熙丰新法。到了元符时期（19081100），开边成了朝政的绝对重心，并在两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一是对西夏方面，依托浅攻扰耕与进筑堡寨的并用，宋朝对西夏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迫使遣使谢罪，双方划定了新的疆界。二是在经营河湟方面，宋军进入青唐城（今青海西宁），要知道上一次中原政权的军队出现在该地还是三百五十多年前唐朝。

但是，真正决定北宋政治走势的主要不是这种政策上的反复，而是政治文化的改变。具体的说，北宋的士大夫政治在哲宗亲政时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很多学者认为，所谓士大夫政治，指士大夫群体乃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主体，它是形成于东汉的一种政治形态。宋史学界的研究指出，宋代的士大夫政治是一种更为成熟的形态，北宋中期以后士大夫有着高涨的社会主体意识与责任感，同时士大夫群体对皇帝权力有相当的制约。作为标志，宰相文彦博与士大夫治天下一语是最常被阐释的对象。

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政治形态由皇帝与士大夫两个因素结合而成，故致君尧舜的理念与实践，也意味着士大夫是官僚政治的主体。

宋哲宗赵煦本名赵傭，即位后改名。他生于宋神宗煕宁九年（1076）十二月，元丰八年三月登基时仅八岁多。元符三年（1100）正月病逝，年仅二十五岁。

赵煦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有关其学业、生活、婚姻、疾病、与臣僚交流的细节，完整地展现了北宋后期的士大夫试图塑造、规范其君主的努力，也透露了一个君主如何处理自身与一种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

而正是哲宗赵煦的经历，可以从君主的角度来回答：士大夫政治在北宋晚期经历了什么命运？

皇帝的课堂经筵，是培育皇帝的主要场所，内容主要分讲经与读史两部分，一般而言，为了避开寒暑，北宋经筵的举办时间只有一年中的二月到五月、八月到冬至。而在这期间，哲宗朝经筵又是每双日举行一次。

故一年中有大半的时日，皇帝并不御经筵。这就给元祐士大夫提出一个重要的课题：如何跟踪、辅导经筵之外的赵煦？正是在这一点上，元祐士大夫对赵煦的训导极有特点。

因此臣僚呈进了不少配合经筵的经、史材料，以备赵煦课外读。比如元祐二年,兼侍读苏颂乞诏史官、学士采《新唐史》中臣主所行，日进数事，以备圣览。再如元祐三年八月，范祖禹进《古文孝经说》等等。

但其中一种课外读物格外引起后世的注意。

比如宰相吕公著于元丰八年六月上修德为治之要士事，其《修身》部分主要就是结合《大学》进行申说。司马光也同样引《大学》语句，对赵煦说过：所谓学者，非诵章句、习笔札、作文辞也，在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明兴迈于天下也。

在北宗仁宗、神宗之交，宋代学术开始从义理之学向性理之学过渡，后者着重探讨心性、道德性命之说。元祐时代《大学》在赵煦学业中的凸现，正反映了性理之学的扩张对赵煦帝王之业的影响。

性理之学对于理想人格的探讨，给元祐的皇帝培育事业注入了新的特点，这不仅仅体现在《大学》的凸现上，还体现在经筵及相关读物不再是成就君德的唯一重点，更重要的内容是如何让赵煦在日常生活中涵养道德、体味事理。

一个表现是，士大夫对赵煦日常所观之图关切不已。

元祐二年十月，侍读范祖禹留意到，仁宗朝所传下来的《无逸》《孝经》图没有张挂在哲宗生活的迭英阁。士大夫不可能将小皇帝整日置于眼皮底下，但这些图作为历史与经典的生动再现，使他们的影响能更深入赵煦的日常生活。

另一个表现是，赵煦日常生活的细节也常被士大夫所关注、放大。

元丰八年九月，神宗出葬之前，宫内传出由赵煦所撰的诗词《神宗挽词》，于是侍读韩维立马上札子指出哲宗的不对。

在韩维看来，赵煦以挽词这种辞章之学的方式表达孝思，就道德、政治高度而言是错误的。而且，韩维的目的是必须将士大夫对赵煦的期待、约束准确无误地转达到赵煦身上。赵煦生活中的一个细节，由此被士大夫一再关注、放大、拔高。

在所有人中，理学大家程颐是最积极地主张士大夫应该深入小皇帝的生活。他刚任崇政殿侍书即上表朝廷主张慎选贤德之士，以侍劝讲，而且讲读后还要留二人值日，夜则一人值宿，以备访问。

这是要在学业上对哲宗有全天候的跟踪。在程颐看来，生活的每个细节都关系到皇帝的道德成长，故经筵官有权力和责任了解、掌控皇帝的日常生活。

程颐之学，强调整齐严肃，要求人在外在的容貌举止及内在的思虑感情两方面约束自己。元祐时期对赵煦的培育，特别注意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对赵煦进行关注、引导、约束；注重讲读之余、生活之间的涵养、熏陶。

这些看起来最贴合程颐的主张，事实上诸多士大夫在此问题上实有相当的共识，程颐只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

必须要注意到，在当时道德之学兴起的背景下，年少的赵煦，给了士大夫一个塑造皇帝、从根本上致君尧舜的机会，元祐士大夫对于赵煦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注视、规训，必须要放在这样一个思想背景方能得到合理解释。

赵煦年幼登基，与仁宗赵祯颇相仿，因此仁宗故事是元祐士大夫常常提到的。但实际上，两个时代有着迥异的政治文化背景，故赵煦的处境与赵祯很不同。

简而言之，仁宗登基时，朝廷政事尚在立国初所培育的一批官僚士大夫掌握之中，所谓北宋中后期的新型士大夫群体有着综合的能力与更强的责任感尚侍其亲政之后才全面登上政治舞台。

但赵煦所面对的官僚士大夫，在思想上经历了儒家复兴运动的洗礼，对于性命道德之学的关注前所未有，是不同的学派的一致追求。在政治上，他们经历了从仁宗到神宗朝的政治革新运动，对三代口号下的理想政治秩序怀有无比的热情，致君尧舜正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这一思想、政治背景的结合，使得赵煦面临的压力远比宋仁宗要大。元祐士大夫试图从生活的各层面、各细节推进圣学君德，这一点绝非仅是士大夫个人的理想，而是一种时代的政治思想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