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书典籍 | 六韬：早期军事百科全书

六韬：早期军事百科全书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

在距今九百三十多年的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六韬》从汗牛充栋的历代兵书中脱颖而出，与《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三略》、《李卫公问对》一起被确定为武学经书，从此正式跻身古代兵书的第一方阵，成为兵学著作中最耀眼的七颗明星之一。它们彼此交相辉映，共同彰显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所达到的理论高度。仅就篇幅而言，与其他六部兵家经典相比，《六韬》的字数最多，今本近两万字，共分《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卷，共计六十篇，规模庞大，论述精辟，思想丰富，被誉为先秦军事理论的集大成之作，美国学者凯德·史密斯在《如何读〈六韬〉》一文中，则认为它「像一本军事百科全书」。

那么，这部杰出的「军事百科全书」是何人何时创作的？这是学习与研究《六韬》必须了解的问题。历代学人对此众口不一，歧见迭出，概括而言竟至少有以下八种之多的说法。

其一，认为是殷商之际的军事家吕望所作。《隋书·经籍志》是《六韬》一书目前所见的最早著录者，称有《太公六韬》五卷，为「周文王师姜望撰」。吕望，姜姓，名望，字子牙；又有吕尚、太公之称。若认定姜望是《六韬》一书的作者，则该书的成书年代是商末周初。

其二，认为是由春秋时期齐桓公（公元前685年—公元前643年在位）的官员整理成书。陈青荣在《重新认识〈六韬〉的资料价值》一文中说：「《六韬》一书是齐桓公复修太公之法时，齐官府据周室旧档案整理成书的。」

其三，认为是战国中期的作品。刘宏章在《〈六韬〉初探》一文中说：「《六韬》成书应在战国，其下限在战国中期。」

其四，认为是战国中后期的作品。徐勇在《先秦兵书通解》一书中说：「《六韬》是基本成型于战国中后期的兵家著作。」

其五，认为是战国后期的作品。当代学者多持此论，代表者如孔德骐在《六韬浅说》一书中说：「《六韬》成书于战国后期。」吴如嵩在（《〈六韬浅说〉序》）中断定：「《六韬》是一部托名姜太公撰，实为战国末期无名氏的作品。」

其六，认为是秦代一位在野人士的作品。张烈在《〈六韬〉的成书及其内容》一文中说：「《六韬》一书当是秦始皇统治时期一位在野之士所撰写的一部反暴政的作品。」

其七，认为是楚汉之际好事者的作品。宋人罗泌的《路史发挥·论太公》说：「要之楚汉之际好事者之所撰。」清人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也说：「必秦汉间人所伪撰。」

其八，认为是魏晋以后谈兵人士的作品。明人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说：「考《汉志》有《六弢》，初不云出太公，盖其书亡于东汉之末，魏晋下谈兵之士，掇拾剩余为此，即《隋志·六韬》也。」

以上八种说法中的第一、二、八种，可被确定是不成立的。首先，《六韬》用了很多篇幅论述了骑兵的选拔标准、作战特点及其与步兵、车兵的协同配合，这是骑兵大规模用于战争之后产生的理论成果的反映。赵武灵王在公元前307年的「变服骑射」，拉开了战国时期各国组建骑兵部队的帷幕，据此可以推定《六韬》成书的上限不应早于公元前307年。其次，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武帝初年的墓葬中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有与今本《六韬》前三卷《文韬》、《武韬》、《龙韬》的部分篇章相合的。1973年在河北定县八角廊的西汉中山怀王刘修（死于西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的墓中，也出土了与今本《六韬》的篇题与文字相合的竹简。银雀山《六韬》竹简不避西汉帝王讳，如汉高祖的「邦」字、汉文帝的「恒」字；同样，定县《六韬》竹简也不避帝王讳，如汉文帝的「恒」字。这两次出土的文献，尤其是银雀山汉简，有力证明了《六韬》成书的下限不应晚于汉高祖刘邦一统天下之前的楚汉相争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前202年）。所以《六韬》的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307年到公元前202年之间，而上述关于《六韬》成书年代的第一、二、八种说法因在这一时间范围之外而不攻自破。

在第三、四、五、六、七种说法中，笔者认为更合理的应是孔德骐、吴如嵩等主张的第五种，即《六韬》成书于战国末期；至于作者的姓名、身份等，则已很难确考。认定此说的主要理由在于《六韬》一书整合了先秦时期不同学派的学说，其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美誉的确不虚。举凡兵、儒、道、法、墨、阴阳等先秦学派的政治理念与兵学思想，均在《六韬》一书当中有所体现，反映了战国后期天下学术趋于综合的时代特征。此外，它与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尉缭子》、《孙膑兵法》、《吕氏春秋》、《庄子》、《荀子》等书，在思想内容、语言表达等方面也有不少相似相合之处，这说明《六韬》与这些著作产生的历史年代是十分接近的。

当然，《六韬》一书绝非属于平庸的「杂家」，不是由各家思想简单拼凑而成的，而是借鉴中有发挥，整合中有创造，显示了作者卓越不凡的政治眼光与军事素养。

军事是流血的政治，是政治斗争的延续，不能将军事与政治割裂开来，而应充分地站在政治的高度观照军事，这一观念在《六韬》当中表现得格外充分。大致说来，《六韬》全书的思想内容可以分为政治学与军事学两大部分，其中第一卷《文韬》与第二卷《武韬》的主要篇幅，探讨的是君王治国之道，后四卷探讨的是打仗用兵之术。

《六韬》采用的是对话体的撰述方式，全书基本上是由一段一段的对话连缀而成的。对话者仅三人——姜太公与周文王、周武王。在《六韬》作者的笔下，周文王、周武王虽贵为君王，但在姜太公面前却十分谦逊，的确像是勤学好问的学生；而姜太公则有问必答，释疑解惑，见识卓绝，不愧其「师尚父」的身份。出现在《六韬》前两卷的姜太公，非常重视君主的行为规范建设，认为「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文韬·盈虚第二》），不厌其详地从各种角度探讨为君之道，使得为君之道构成了《六韬》政治学的核心内容。作者兼收并蓄了儒家的仁民爱物、墨家的尚贤节用、道家的清静无为、法家的赏罚严明等，同时又多有发展与创造。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发展了「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慎子·慎德》）的思想，反复倡导「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文韬·文师第一》）、「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处之」（《武韬·顺启第十六》）的理念，并立足于此大力构建其利民主张。

类似的表述，亦见于《吕氏春秋·贵公》与《逸周书·殷祝》。《吕氏春秋·贵公》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逸周书·殷祝》作：「汤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处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道者宜久处之。』」仔细辨析两者的语境与意蕴，可知《吕氏春秋·贵公》强调的是：身为「万民之主」的君王不应将天下视为某一个人的天下，不应只偏私一人而罔顾他人。君王应效仿天地自然的公正无私，普施恩泽，关爱天下每一个臣民。再看《逸周书·殷祝》，它着力传达的是君位无常的思想，以此显示推翻夏桀统治的商汤政权的「合法性」；认为天子之位只应属于品行高尚的「有道者」，只有这样的人才配拥有天下，治理天下。

与《吕氏春秋·贵公》、《逸周书·殷祝》有所不同的是，《六韬》既无意营建与天道相通的「贵公」境界，也无意论证既得政权的「合法性」，而是站在维护君权的角度，放眼争名逐利、计较得失的凡俗人世，盘算着怎样才能帮助君主守住得之不易的王位。作者洞察人性的幽暗，认定「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文韬·文师第一》），「取天下者，若逐野兽，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武韬·发启第十三》），因此君王不能独享天下之利，而应与天下人共同分享好处。在《六韬》作者看来，能够给天下臣民分利，关乎政权的安稳、天下的得失，所谓「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文韬·文师第一》），「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武韬·发启第十三》）。只有以「利而无害」的方式「爱民」，才能「主尊人安」（《文韬·国务第三》）；国君要懂得创造财富的重要，并肯把财富分给宗亲，因为「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合亲」（《文韬·守土第七》）。不同于孟子「何必曰利」的理论姿态，《六韬》作者高度重视「利」，甚至声称：「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文韬·文师第一》）这里的「道」，虽然没有道家「道论」的宇宙哲学的深邃，也没有儒家「道论」的政治伦理的高标，却能贴近现实民生，深切地体恤天下百姓的贫苦，认为君主应使人人获利，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心，坐稳王位，否则就会丢掉江山，失去天下。历史证明此论并非危言耸听，秦王朝不正因为实践了李斯只满足君欲的所谓「独擅天下之利」（《史记·李斯列传》）的主张，竭泽而渔，剥削过度，最终导致民怨沸腾，快速灭亡了吗？《六韬》的利民主张，提醒历代君主关心民生，惠利百姓，如若不然，灾难与悲剧就会接踵而至。它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并深化了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天下苍生的生计改善与利益维护。

作为兵学经典，《六韬》在军事领域的建树更为可观，多方发展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先秦兵学的理论成果，探讨的范围十分广泛，涉及战略、战术、选将、练兵、编制、武器、通讯等，论述细密，创见颇多，至少有以下四点精华特别值得介绍。

一是服务于「全胜」战略的「文伐」主张。

《孙子兵法·谋攻篇》曰：「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又曰：「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六韬》作者积极响应了孙武的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在《龙韬·军势第二十六》中指出：「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认为将领要清楚最高级的作战是「无与战」，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取得胜利。在《龙韬·立将第二十一》中，则对「兵不接刃，而敌降服」的胜利景象充满期盼。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武韬·发启第十三》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以精辟的语言揭示了无需战斗、没有伤亡，是抵达「全胜」境界的两个必要条件。

实现「全胜」既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也需要「伐谋」、「伐交」的有效手段。《六韬》有效改变了孙武对于「伐谋」、「伐交」论述寥寥的缺憾，在《武韬·文伐第十五》中提出了用非军事手段打击敌人的十二种「文伐」之法。针对敌方掌握政治、军事大权的关键人物，如国君及其身边的近臣、忠臣、乱臣等，该篇设计了十二种诡诈之术以收买、迷惑、离间敌人，从而达到「不战」而削弱、瓦解敌人力量与意志的目的，极大拓展了《孙子兵法》以非军事手段挫败敌人的理论思路。

二是丰富多样的作战形式与深入细致的战术思想。

吴如嵩曾指出《六韬》在军事学术上的一大贡献，「就是它广泛地论述了多种作战形式的战术问题，其篇幅之大，范围之大，分析之细，在先秦的兵书中是绝无仅有的」（《〈六韬浅说〉序》）。针对不同战场境遇所应采用的具体战法，《六韬》作了十分详细的探讨。书中谈到的地形，有森林、深草灌木、平原、山地、池沼、江河、险隘地、开阔地等；探讨的战法，有围城、渡河、袭扰、偷袭、突围、迂回、追击、伏击、防火攻、防夜袭、防突袭，以及山地防御战法、江河防御战法、「猝遇敌人」的遭遇战法、「阵皆坚固」的阵地战法等。不同地形条件下的战场情境以及战胜敌人的具体战术，《六韬》都作了较为具体的描述与恰切的分析，反映了《六韬》作者对战国时期复杂多样的战争形态的精深研究。《六韬》提炼出的一些作战指导原则，如「必出之道，器械为宝，勇斗为首」（《虎韬·必出第三十四》）、「凡三军以戒为固，以怠为败」（《虎韬·金鼓第三十八》）等，已成用兵者的座右铭。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六韬》一书还深入研究了三大兵种——车兵、步兵、骑兵的不同特性与作战方法。《吴子》、《孙膑兵法》虽也有对三大兵种的战术理论的探析，但其详细程度是无法与《六韬》相比的。书中总结出了车兵的「十害」、「八胜」，骑兵的「十胜」、「九败」，以及各自作战性能的不同，即「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阵，要强敌，遮走北也；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犬韬·均兵五十五》），「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犬韬·战车第五十八》）等。对于车兵、骑兵的选拔标准，《六韬》作者也设有两篇专文——《豹韬·武车士第五十六》与《豹韬·武骑士第五十七》，分别说明入选车兵、骑兵需具备的身体素质与专业技能，显示了对这两大兵种建设的高度重视。

三是思虑缜密的参谋总部人员编制理论。

《六韬》记录了较为丰富的战国军事制度的内容。比如《犬韬·练士第五十三》记述了根据士兵的品质、性格、才艺、出身、经历等挑选出十一种类型——冒刃之士、陷阵之士、勇锐之士、勇力之士、冠兵之士、死斗之士、死愤之士、必死之士、励钝之士、幸用之士、待命之士，并把特质相近的士卒编成一队，共组建了十一种新型部队。《犬韬·均兵第五十五》记录了车兵与骑兵的编制——「置车之吏数，五车一长，十车一吏，五十车一率，百车一将。……置骑之吏数，五骑一长，十骑一吏，百骑一率，二百骑一将。」这些都是研究战国军制的重要资料。

此外，《龙韬·王翼第十八》对参谋总部组织架构与人员编制的记述，更是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这个参谋总部机构由72人组成，分工细致，周密完备，分别负责作战、宣传、间谍、天文、通信、工程、医务、军需等，其人员构成是：腹心1人，谋士5人，天文3人，地利3人，兵法9人，通粮4人，奋威4人，伏旗鼓3人，股肱4人，通才3人，权士3人，耳目7人，爪牙5人，羽翼4人，游士8人，术士2人，方士2人，法算2人。这与西方十七世纪以后才出现的参谋部的功能与作用十分接近，表明在《六韬》成书时期我国军队建设与军事学术的早熟状况。

四是严格周详的选拔与考核将帅的方法。

《六韬》非常重视将帅对于军队乃至国家命运的决定性作用，认为：「故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龙韬·奇兵第二十七》）将帅的选用合适与否，直接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如何才能选拔出众望所归的「贤将」？《龙韬》中的《论将第十九》、《选将第二十》等篇对此作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一套严格周详的选拔标准与考核方法。《论将第十九》提出「五材」，即选拔将帅的五条标准——「勇、智、仁、信、忠」。「五材」与孙子的「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孙子兵法·计篇》）略有不同，多了一条——「忠」，显示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君主与将帅关系的特点。君主对军权要绝对掌握，对将帅要绝对控制，将帅对君主必须忠诚不贰。《选将第二十》一篇则告诫君主选拔将领时一定不能只看表象，并列出了外在表现与内在品质不相符合的十五种情况，提醒君主不要被一个人外在的优秀品质与良好素质所迷惑。篇中还给出了「问之以言」、「穷之以辞」、「与之间谍」、「明白显问」、「使之以财」、「试之以色」、「告之以难」、「醉之以酒」等八种深入考察将领的具体方法。上述选拔将帅的标准与方法，是先秦将帅论的重要收获，为历代治军者所高度重视。

《六韬》既有「军事百科全书」的称谓，那么以上四方面的介绍，自然无法涵盖此书丰富多彩的内容，但因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六韬》的版本情况较为复杂，现存三个系统的版本。一是今本，亦即《武经七书》系统各本，重要的有何去非校定《武经七书》本、朱服校刊《武经七书》本、施子美《六韬讲义》、刘寅《六韬直解》、李清《重镌六韬集注》、沈津《太公六韬类纂》、张居正《增订六韬直解》、黄献臣《武经开宗六韬》、朱墉《六韬汇解》、涵芬楼《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刊《武经七书》本等二十多种。这一系统的《六韬》实际上是何去非对古本整理精减并重新调整后的改定本，后世刊本皆祖于此。二是引文系统本，它来源于宋代《武经七书》成书以前引用《六韬》文字的各种古书，如《北堂书钞》、《群书治要》、《意林》、《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该系统不如今本完整，但保留了不见于今本的内容。三是竹简帛书系统，它包括山东临沂银雀山和河北定县所出土的《六韬》竹简，以及敦煌藏经洞所出唐代写本《六韬》残卷。当代研究者一般采用今本为研究底本，而以引文系统本与竹简帛书系统本为重要参考。

属于今本系统的宋代施子美的《六韬讲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六韬》的注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