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女称被灌酒遭上司侵犯，“取证难”让对方获取保候审

职场女称被灌酒遭上司侵犯，“取证难”让对方获取保候审

事发之后，李某给杨乐发微信道歉

在6月7日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后，杨乐一直服用药物到10月。便秘、呕吐、脱发和发胖等副作用折磨着她，但停了药，失眠又缠了上来。

“但至少现在不常闪回当时的画面了。”杨乐说。

“当时的画面”是指杨乐被上司李某性侵一事。杨乐自称在今年6月3日一次饭局后遭遇李某性侵。事发第二天，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将李某涉嫌强奸一案立为刑事案件。7月初，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认为此案证据不足，做出不予批捕决定，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7月9日，李某被取保候审。8月30日，杨乐向检察院提交了申诉书，请求检察院批捕李某，追究其刑事责任。

杨乐代理律师表示，与一般的性侵案件相比，职场性侵具有特殊性。由于双方处在权力控制关系中，受害者往往会陷入对权力的恐惧和迷茫中，无法在第一时间理性处理。律师曾接触过多起职场性侵案，她发现，受害人多初入职场，社会经验少，面对上级侵犯，常表现得不知所措，很难做出最优的反应。这经常导致案件在确认是否违背被害人意志时，出现取证困难的情况。

推不掉的酒局

事情发生在2021年6月3日晚，杨乐告诉记者，当晚，公司股东大会邀请股东和高管聚餐。杨乐的直属上司李某叮嘱她在酒店预定一个包间。

2020年9月，杨乐刚招聘入职了一家成人教育培训公司，成为董事长李某的助理。但她的工作内容比较杂，不仅要帮助李某处理相关财务和合同协议等文书工作，还要承担行政甚至一些设计工作。

杨乐所在的公司总部在成都，但董事长李某的工作地点不固定，去年10月15日开始她被派驻到北京来工作，受李某直接领导。杨乐提供的截图显示，包括她请假等事宜在工作软件上也由李某直接审批。

杨乐回忆，那场饭局来了10人左右，包括她在内，共有3名女性。当天，除了司机没饮酒外，其他人均有饮酒。

杨乐称，自己本不想喝酒，“但他们说（不喝）不给面子，我就喝了一点点，但喝了一口之后，其他高层也要和我喝，我就喝了。”她说。

饭局中，杨乐曾短暂离开到餐厅门口透气躲酒，后来，一同事还发微信询问杨乐去了哪里，杨乐回复：“我比你尴尬，你是来喝酒的吗？”没多久，同事出来把她叫了回去。

据此前《新京报》报道，参与饭局的股东杨帆称，当晚8点半之前，男士已经喝了一瓶白酒，杨乐等3名女士喝了一瓶度数在13%的红酒。参加饭局的同事称，酒桌上确实有人给杨乐敬酒，但杨乐到底喝了多少，并不清楚。

报警后，警方出具了《立案告知书》

酒局后的侵犯

杨乐告诉深一度记者，她本来跟同来参加饭局的同事约好，结束后一起离开，但李某称要跟杨乐交代一些工作，并让她预定酒店，同事们就先行离开了。杨乐事后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当晚21时56分，她告知同事李某要找她谈工作，同事还提醒她，“好，你注意一下。”

“其实我很后悔当时怎么没有强势一点（直接走）。”杨乐说。

在前往酒店的路上，杨乐向李某汇报了公司出现的经营困难，以及高管在待遇上的诉求等问题，不料对方突然开始向她发难。

“在这场饭局之前，李某还有一场饭局。这场的人让我催他尽快过来，他就说我催他尽快来饭局是逼他、是催命。”杨乐说，李某还指责，此前杨乐负责修改、打印的一份股权协议，将他置于吃亏的一方。

“我就是一个小职员，夹在两个股东之间，两边的话都得听，他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没有决定股权协议内容的权力，此前也不知道协议内容。”杨乐解释道，“他还一直追问我，‘这么重要的岗位，这么多信任你都干嘛去了？你的工作表现辜负了我’，并称我离开公司就不可能在这个行业找到工作。”

这种责备让杨乐懵了，“我不知道自己哪里出了问题，加上喝了酒，脑子一团混乱。”

据酒店登记资料显示，当晚登记的入住人员只有李某。但杨乐称，办完入住手续后，李某要求杨乐跟自己进入房间谈工作。

据杨乐讲述，进入酒店房间后，李某坐在桌边，她站着，李某让她播放音乐，并向她倾诉自己的不易。“他要求我夸他两句。我觉得特别为难，就敷衍说‘你很棒’这种客套话，没想到他一下子把手伸进我的裙子里。”

杨乐推开李某，试图阻止对方，撕扯过程中，她当天穿的运动内衣肩带被扯开线，纽扣也掉落，但最终没能阻止李某侵犯她。

杨乐告诉深一度记者，自己在被侵犯之后就慌了，首先想到的是赶紧服用避孕药。次日凌晨3时29分，她下单了避孕药物送到酒店。外卖送来避孕药后，她下楼去取，才意识到随身携带的包还在楼上，宿舍房间和公司档案柜的钥匙、银行卡、身份证以及当天吃饭开的发票都在包里。

“包里有公司的文件，我害怕自己离开，弄丢文件需要承担很大的责任。”杨乐说。这时，杨乐接到了李某打来的电话，“他让我回去，让我不要乱动。当时我只想着吃药，没想那么多就跟他回去了。”杨乐解释道。凌晨4时10分，李某下楼带杨乐回房间。

6月4日6时20分，杨乐打车从酒店离开，并给一起参加饭局的同事发信息“我不想干了。”7时06分到家后，杨乐开始在网上查询被侵犯的案例，并向李某提出离职。李某多次给她拨打微信语音，7时57分，杨乐告诉李某，“今晚（应为昨晚）给我带来的伤害是终身的”，对方回复，“诚挚诚恳道歉，我也是心被伤透了，当时没控制好，对不起。”

6月4日上午9点，成都的同事张铭收到杨乐的信息，“李老板昨晚骚扰我了，我报警合适吗？”“报警。”张铭回复。

上午9点31分，杨乐报了警，报警前她特意先给酒店打了电话，要求酒店不要打扫房间。当天中午，杨乐跟随警方到酒店指证了案发现场，做了笔录，并到医院做了精斑取证。下午，警方控制了李某。

事发后，杨乐被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或有其他受害人

6月4日下午，张铭乘飞机来北京找杨乐，并在警方安排下做了笔录。他告诉记者，公司内部对李某的共识是此人“比较色”，2020年底，他在西安参加一次商务饭局，李某当众声称自己在西安有两三个“地下情人”。

报警当晚，张铭送杨乐回她住处。在回去的路上，张铭注意到杨乐恍惚，分不清红绿灯，过马路时差点被车撞到。6月7日，杨乐在北京回龙观医院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病历显示医生建议杨乐进行心理疏导和心理治疗，预防自杀并服药随诊。

据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一份6月4日的《立案告知书》显示，警方将李某涉嫌强奸一案立为刑事案件。7月2日，该案被刑侦支队移交至检察院。

杨乐告诉记者，她通过警方得知，对于该案检察院认为证据不足，在7月初做出不予批捕决定，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补充侦查时，杨乐再次向检方讲述了事发经过，“我重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我一直向检方强调我当时不愿意。” 7月9日，李某被取保候审。

李某被取保候审后不久，公司人力资源总监找张铭谈话。“她（人力总监）说，李某说杨乐和你关系最好，意思是让我别再参与这个事了。”张铭回忆道。紧接着，杨乐发现，自己在7月14日被移出公司群，7月29日又被移出公司企业微信总部群。

8月2日上午，李某在成都公司露面。张铭告诉记者，在会议上，李某表示，杨乐是自愿的，他是无辜的。此外，他还提到公司经营困难，有一部分人要转为兼职。当天下午，张铭收到通知，公司要缩减人员，他是缩减对象。

张铭填了离职申请单，在离职理由一栏写上了“公司让我走”。但离职一个多月后，他又被邀请回了公司。“我说我回去是做事的，关于杨乐的事，我该怎么帮还得怎么帮。”

7月9日，杨乐同另一位自称被李某侵犯过的前同事刘玲取得了联系。据杨乐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刘玲称自己愿意帮助杨乐，提供证词，并向警方做了笔录。

刘玲向记者提供了一份陈述书，介绍了自己的遭遇。2019年6月底，刘玲大学毕业，在招聘软件上收到李某的消息，并经过面试，入职李某所在公司。

刘玲称，当时李某在招聘软件上称要招聘董事长秘书兼总裁助理，但入职之后，刘玲觉得公司规章不完整、入职手续模糊、工资发放也不清不楚。9月20日，她向李某提交辞呈。

9月23日，李某邀请刘玲吃“散伙饭”。饭后，李某送她回员工宿舍，并提出要去刘玲宿舍看看。“他说‘公司对不起你’、‘我租的房子总有权利看一眼吧’之类的话。”刘玲在陈述书中写道。

进门后，李某开始问刘玲每个月花销、买房计划等，刘玲催促他快回家休息，但李某却提出了其他要求。

“他提出要包养我，给我买房子，把我爹妈接到成都生活，要我和他一起创造辉煌事业，我均拒绝，并多次催促他离开。他站起来佯装要走，但是话语转变为公司为我安排住所，我却从未对他道过谢等等。他强行搂抱我，我双手交叉在胸前与他隔出距离，且拒不抬头。他见局势僵持不下，便打算把我往卧室推，往床上扔，我用脚抵住卧室榻榻米的台阶，他推我不动便放手了。见他放手，我立马将门打开，警告他我已通知了男性朋友，请他立马离开。”

纠缠了数十分钟，刘玲手机响了。由于她提前告诉好友老板在宿舍，好友便来问她情况。“我拿着手机让他快滚，我的朋友马上到了，于是他离开了。”

刘玲称，事发当晚，她与好友沟通了此事，并上网查询猥亵的定义范围及量刑，她还咨询了律师，但由于家人和自己的恐惧，在公司相关人员劝说下，她选择了放弃报案，签署了“劳动关系解除书”为名的赔偿协议，签署协议后，李某才向她道歉。

这份劳动关系解除书显示，李某给刘玲提供6.6万元补偿，刘玲需要将李某和公司工作人员的所有工作或男女感情方面的视频、录音以及聊天记录等相关材料永久删除。

刘玲向记者提供的她与李某签署的“劳动关系解除书”

职场性侵的取证难

8月30日，杨乐向检察院提交了《不予批捕申诉书》，请求检察院批捕李某，追究其刑责。“我只希望他坐牢。”

在杨乐提交的《不批捕申诉书》中，提及了该案承办检察官的几点疑惑，分别是“为什么跟随李某进入酒店”、“第二次挣脱李某后为什么没有及时离开”以及“下楼拿避孕药时为什么没有求助和离开”。

杨乐解释称，在去往酒店的路上，她正处于被老板训斥的恐惧情绪中，且李某在办理入住时提到，订完房间后要继续外出吃烧烤，所以她并未多想，就随其上楼放东西了。而李某实施性侵前，用公司人事、财务问题对自己施压，威胁要她支付100万股权协议的损失，因此自己非常害怕。

对于“拿药时为何没有求助和离开”的问题，杨乐提到，侵犯已经发生，她最担心的是怀孕，加之当时是深夜，离开酒店也可能遇到其他未知危险。同时，发现自己离开房间后，李某也立刻联系了她，并声称不再侵犯她，要求她回房间，她不敢违逆。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孟博认为，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发生性关系时是否违背了被害人的意志。“违背妇女意志”是强奸罪的关键构成要件，判断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是处理此类案件的难点。

事发后，杨乐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被持续性失眠和服药后的副作用所困扰。李某被取保候审后，她也不能一直在北京，只得和父母一同回到老家。

工作是没法正常工作了， “也想过工作，但提不起劲。”杨乐说。她现在一边照顾老人，一边寻找跟她一样遭受过李某侵犯的前同事。截至目前，刘玲是唯一愿意站出来帮助她的受害者。为此，杨乐还会自责，觉得自己做得不够，“我应该再努力努力，说不定能找到更多受害者。”

杨乐的代理律师表示， 在杨乐的案件中，难点在于是否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李某的行为违背了杨乐的意志。“由于双方处在权力控制关系中，在这样的状态下，包括人的性格特质等原因，都有可能会造成当事人不一样的应对和反应（行为）。” 

代理律师认为，违背当事人主观意志的判断，不能依靠其是否受伤，是否曾拼死反抗，或者是否立即逃离与报警。在律师看来，现有证据已经能够证明李某的行为违背了杨乐的意志。“当天李乐穿的运动内衣被撕扯坏、她回到家后马上上网查询被性侵应该怎么处理、在事发6小时内报警；她的陈述也条理清楚，符合逻辑，这些能够证明她表达过不同意。”

对于李某曾表示是杨乐主动勾引自己，代理律师认为这种说法站不住脚。“杨乐有男朋友，调到北京工作也是为了结束同男友异地的问题，尽快结婚，而且杨乐在事后及时报警，她要是为了勾引，为什么要报警？这不符合逻辑。” 

杨乐的代理律师在多年前曾办理过宋山木案。公开资料显示，2010年5月3日，宋山木案的受害者罗某提出辞职后，宋山木以打扫卫生为由将其带到位于罗湖区太白路的松泉公寓。宋山木先向罗某表达好感，但遭到拒绝，之后，宋山木威胁罗某并拍下其裸照、强奸了罗某。2010年12月24日，深圳市罗湖法院一审宣判宋山木有期徒刑4年，二审维持了原判。 

“与宋山木案类似，这类案子的特点是当事人很难有特别明显的反抗，也很难马上报警，基本上都是回到安全环境后才会报警。”律师说，“职场性侵受害者的状态具有特殊性，因为在权力关系中，被害人和嫌疑人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嫌疑人可能以职业发展、升职加薪和劳动关系存续来控制被害人，这种情况下，被害人是很难有效反抗的。” 

杨乐告诉记者，李某还曾发来未署名的道歉函，其中一份协议草稿显示，协议要求给予杨乐补偿金，之后杨乐不再以任何途径和形式追究李某的责任。金额一处为空白，委托人称，杨乐可以按照需求完善协议。但杨乐未对此协议做出任何回应。

10月13日，李某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但并未正面回应自己是否侵犯了杨乐， “应该相信相关部门，不便（回应），我都惨不忍睹、生死看淡了，没什么诉求，只觉得几百人为一个人的情绪买单，还要一而再再而三，难以理解。”

杨乐的另一位代理律师向记者证实，检察院案管办10月28日回复称，系统显示案件目前处在审查批捕阶段，未进入审查起诉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