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历史 ｜ 改變人類歷史的11次大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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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人類歷史的11次大疫情

瘟疫是如何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世界上有哪些影響較大的瘟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主要讲了一下一些瘟疫

雅典瘟疫

公元前430-前427年，席卷整个雅典的瘟疫直接导致了近1/4的居民死亡。这场瘟疫是人类历史上记载较详尽的最早的一次重大疾病。

早在迈锡尼文明所处的铜器时代，古希腊人就给太阳神阿波罗赋予了老鼠形象。除了好色和沉迷战争，还具有传播瘟疫的能力。说明很早就意识到瘟疫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因为在古代的卫生水平情况下，集体扎营最容易导致疫情爆发。

但高傲自满很容易让人忘记祖先古训。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参战的双方就过高评估了自身优势。例如雅典的核心思路是将农民大量收入城中，避免斯巴达陆军的无休止蹂躏。同时用强大的海上力量维持供给，从海外殖民地进口谷物和各类农副产品。此外，雅典还会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不同地点发动登陆作战，策动各敌对城邦的奴隶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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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 斯巴达陆军一直肆虐雅典乡村

斯巴达则从农本位的角度思考，只在每年夏天蹂躏敌方农田，却没有想过进行直接围攻。反过来也助涨了雅典当局的闭关自守情绪，继续将大量人口集中居住。

雅典将自己的反击策略 完全寄托于海军身上

虽然双方的计划都很志得意满，但是却忽视了一点，那就是战争机器一旦运作起来，就不会再服从人类理性的安排，而是按照自己的逻辑轰然运作。而战争的副产品就包括了疾病。

当然，最后重创雅典的瘟疫源头也不在希腊本土。这种神秘的传染病早就存在于世，最早出现于埃塞俄比亚南部。随后经埃及传入波斯帝国，又通过爱琴海的商路传入欧洲。最后从比雷埃夫斯港蔓延到雅典。

公元前430年夏季，高于后世平均水准的39-40度热浪席卷全城。城外的雅典公民纷纷携家带口，赶着牲畜躲入城区范围，使得城邦人口迅速经超过了20万。由于城内住宅普遍狭小，排水系统的效率也比较有限，让城市的卫生压力随之暴增。甚至还有人居无定所，来到卫城山下的受诅咒地区聚居。由此产生的人畜混杂和公共用水困难，都在为外来瘟疫的爆发推波助澜。

瘟疫的爆发 让人口密集的雅典损失惨重

此后，疫情就在雅典城内疯狂传播。病人往往从头部高烧等症状开始，并随病情恶化而转移到胸部。然后伴随着腹部疼痛、呕吐和痉挛，出现肠道的严重溃烂与腹泻。到病人生命的最后阶段，患者会突然拥有超越常人的大力，直至将自身体力耗尽为止。整个疾病会持续7-9日，虽然医生觉得病人身体不热，但患者自己却感到遭到火烧。以至于他们根本不愿穿衣服，只想裸体跳入冷水中降温。这一过程又会污染公共水源。

虽然有人能靠免疫力等因素幸存，但轻则失去记忆，重则失去手指、脚趾、视力或者生殖器。从而变成生活困难的残疾人。后世学者对这次疾病的解释包括鼠疫、麻疹、流感、天花、呼吸道疾病或斑疹伤寒，但当代都没有能让所有人信服的结论。

从市政规划的角度来看，雅典没有希腊殖民城市所特有的科学规划。因此在大规模人口涌入背景下，更容易引发公共卫生危机。

早期的雅典成形于迈锡尼时代，使得以神庙为中心的老城区人口密度过大。新的居民区建造，也完全以自然状态延伸，没有严格规划标准。再加上雅典人普遍认可有德行的贫困，胜过没有底线的富裕，使得民居的分布显得比较杂乱，富人和穷人完全是比邻而居，缺乏集中社区概念。所以对那些更有知识和有财富的人而言，居住环境并不比穷人好多少。任何地方出现疫情，也很难就地展开隔离措施。著名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就在这场瘟疫中病死，使雅典的公共治理出现严重混乱。

当然，古希腊人所重视的公共活动也助涨了疫情扩散。他们习惯在公共场合交流、运动、参政、学习，全都是不利于疾病的防控危险举动。当众多求医者在祈祷时死于神庙，瘟疫也会在公共空间里大肆传播。

最后，地理原因也让疫情爆发阶段的雅典出现水资源不足情况。由于希腊地区缺乏地表水，所以除引用山泉水外，更多的公共用水系统依赖于井水，以及冬季储水箱内收集的雨水。但在疾病爆发的夏秋季节，天空几乎滴水不落，有限的水源储备也就很难满足人口消耗。

虽然雅典人在疾病爆发的初期就开展积极自救，但医护人员因缺乏防疫护具而纷纷中招。随后，又将疾病的源头归于太阳神阿波罗，从而得出斯巴达对手有神明庇护。对于一个身处长期鏖战的国家来说，这种无可避免的丧气也有着很大负面因素。

很快，关于疫情的阴谋论也纷纷出炉，怀疑有伯罗奔尼撒间谍在城内故意放毒。斯巴达军队虽然毫不知情，但在发现疾病的烈度非比寻常后，也在短时间内对雅典敬而远之。这种非常自然的自保措施，却被风声鹤唳的雅典守军看在眼里。当疫情因雅典自身问题而无法得到有效遏制，民众的愤怒情绪就只能发泄在同胞身上。

在疾病肆虐的三年里，社会的公序良俗遭到极大践踏。比如因缺乏财力和人手运送尸体，很多人一反常态地将死去亲人放到别家焚尸堆上火化。由于发现一些富裕公民去世，入室抢劫的案例也明显增多。而对于尚未病死的亲人，健康者也开始不敢去照料他们，只能放任其自生自灭。更有大量针对富人发起的诉讼案件，目的是趁机瓜分多余财富。但在获得财富之后，因觉得自己朝不保夕，所以又倾向于用花天酒地大肆挥霍。

更为讽刺的是，古希腊人的保守思维明显比中世纪后代更为顽固。人们相信自己离开城邦，就会被视为野兽或者鬼神。所以宁可继续在危险的疫区居住，也不会轻易地放弃城中的住宅。因此，类似后世黑死病时代的那种大规模疏散就根本不可能出现。

随着公民阶级的巨大损失，雅典的对外军事行动也遭严重削弱。比如围攻波迪提亚的4000重装步兵，就有1500人死于病患。相比之下，斯巴达人得以花更多的时间蹂躏雅典城郊，加剧对手的后勤问题。在公民兵严重不足的前提下，城邦只能加大对雇佣军人的使用比例。作为国之重器的舰队，也只能更多的采用贫民或者无地群氓作为桨手。这对后来的雅典内部政治生态，将会造成破坏性的结构改变。

到公元前427年，肆虐雅典的瘟疫渐渐平息。困居城内的希波克拉底，一面积极调查疫情，同时探寻病因及解救方法。不久，他发现全城只有与火打交道的铁匠非常健康。由烈焰产生的隔绝与净化空气效果，让“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幸运地找到了遏止手段。于是，他让雅典民众在街头燃烧带有香味的植物，利用香油的成分净化空气。这个简单易行的招数，还会在之后的千年时间里，成为预防瘟疫的重要手段。

希波克拉底也因雅典瘟疫而开创了净化空气手法

雅典的这次瘟疫终究带走了接近1/4人口。但当局依旧坚持与斯巴达作战，而且没有立即出现崩溃迹象，体现了雅典城邦的强大组织能力。只是因疾病造成的永久性损失，很难依靠战术胜利来获得弥补。

安東尼瘟疫

“安东尼瘟疫”是指在公元2世纪中后期（公元165—191年），袭击了马尔克·奥列里乌斯·安东尼·奥古斯都统治下的罗马帝国的持续性瘟疫事件。

古罗马“安东尼瘟疫 [1] ”是因为传染而引起的。

对于这场瘟疫究竟属于什么疾病，历代学者有各自的解释方式，包括天花、鼠疫、流感和霍乱。作为古罗马时代最伟大的医生，盖伦经历这次劫难并留下了丰富的诊治记录。后人根据其记录，认为安东尼瘟疫最可能是天花。

公元165年，死亡的气息开始悄无声息地降临在小亚细亚半岛。大规模的瘟疫爆发，像暴风一般席卷了帝国东部。随即又迅速蔓延到西部的意大利、高卢和日耳曼地区，所有的行省都无法幸免。

在近东作战的士兵回到罗马帝国，带来了天花和麻疹，传染给了帝国的人们。两位皇帝，维鲁斯（Lucius Verus）与马可·奥勒略·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都可能分别死于这场瘟疫。

包括社会精英在内的众多人口，就由于这场突如其来的灾害而集体毙命。例如长期保有特殊地位的雅典，在公元167-171年之间，首席法官的职务就因候选人病死而无法补足。考虑到相似体制的行政单位还有许多，不少地方的基层治理能力就因此遭遇重创。

据罗马史学家迪奥卡称，当时罗马一天就有2千人因染病而死，相当于被传染人数的四分之一。估计总死亡人数高达5百万。在有些地方，瘟疫造成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大大削弱了罗马兵力。

皇帝因大量士兵患病毙命，不得不从普通奴隶或角斗士队伍中招募新兵。但老兵的安抚与新人的入职，无不需要大笔资金维持。然而，帝国的银矿开采也因瘟疫而陷入停顿。随即，东方商业重镇亚历山大港的银币铸造完全停止，商品价格普遍上涨而地租却巨幅下跌。这场瘟疫就像巨人泰坦的铁拳，将帝国的各级秩序敲得摇摇欲坠，几乎所有的行业都不能幸免。

这场瘟疫足足肆虐了7年才趋于消停。然而，当大部分人们觉得灾难已经过去，疾病却在公元191年再度大规模爆发。许多村庄从此彻底消散，大城市人口也遭遇二次重大次损失。在帝国的核心罗马城，每天就有超过2000人死亡。

前后两次瘟疫加起来，整个罗马帝国的死亡率在10%-20%之间，大约有750-1500万人陆续毙命。瘟疫削弱了帝国的军力，对罗马帝国的社会和政治，特别是对文学和艺术领域造成了很大打击。

虽然，罗马没有因安东尼瘟疫而呈现出崩溃征兆，但以往的黄金岁月已彻底远去。只是因为的暂时绝迹，也为稍后的塞维鲁王朝开创了一个崭新局面。

灾后的相对稳定，让罗马经济开始复苏。人口随之回升，并在地中海地区掀起了一波新的大规模的公共建筑修建热潮。生活在这个时期的特尔图良描述道：很明显，整个世界的耕种和建设都比过去更发达。所有地方都有道路穿过，所有地方都为人所知，所有地方都向商业开放。曾经臭名昭著的荒地，如今建起了最令人愉悦的庄园。森林深处被农田取代。野兽在我们的畜群面前奔逃。我们在沙漠播种，在多石的土地上栽种，沼泽也被排干。大城市比以前的房子还要多。没有人再害怕孤独的小岛或是崎岖的海岸。到处都是房子，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城市，到处都是生命！其中最伟大的见证就是人类的充裕。

然而，随着短暂的塞维鲁时代结束，气候变化又让灾害重回帝国境内。不仅仅是温度的下降，以往是帝国粮仓的北非，也开始经受干旱带来的粮食短缺。东方的巴勒斯坦同样如此，让犹太拉比们在文献中坦白，干旱一直是一个难以应付的问题。到公元249年，可怕的西普里安大瘟疫就疫降临在地中海各地。

这次灾害的破坏性不亚于之前的安东尼大瘟疫，甚至在很多方便表现得更加狰狞。作为东方第一大城市的亚历山大，市民数量从原本的50万锐减到只有19万人。接着，病魔又从依靠运输粮食的海船从埃及扩散到希腊、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

根据后世学者研究，这次的元凶不再是天花，而可能是致死率更为恐怖的埃博拉病毒。即便是在现代医疗条件的情况下，它致死率都高达50%~70%。患者如果能存活下来，也会因留下四肢的永久性残疾。每个家庭只要出现1名患者，其他人都可能全体染病。而且不像天花那样，埃博拉对乡村地区的影响几乎和大城市相同。所以在罗马全境不间断地持续了15年时间。

罗马人虽然熬过了三世纪危机，却因西普里安大瘟疫而遭到新一次重创。此后的多瑙河诸帝，将用更多军政改革将帝国拉入最后阶段。但历史的进程和发展趋势都将向着不利于罗马的方向急速狂奔。

東漢瘟疫

东汉末年瘟疫横行，特别是从公元171年至公元220年这五十年时间里，死亡人数高达4800万，这其中，除去自然死亡与战争死亡的人数外，瘟疫则是导致人口急剧减少的罪魁祸首。

这里所说的瘟疫，即是如今我们统称的流感之类的病毒，按理说，流感不应会让如此之多的人丧生，但是，当时可是处于医疗条件落后的古代社会，人们抵御疾病的方法除了依靠自身的免疫力外，就只能是中医中药。

贵族家庭患上瘟疫尚且有得救，但平民人家，家里没钱加上当时战乱四起，一旦染上瘟疫，基本医无可医。

01 东汉时期的大瘟疫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什么变化？

东汉瘟疫首次被载入史册，便是在由汉灵帝统治的公元171年，据《后汉书孝灵帝纪》记载，这场瘟疫主要发生在春季，仅汉灵帝在位时期，大规模瘟疫的发生就高达五次之多，即便没有关于具体死亡人数的记载，但料想因瘟疫死去的人必定不会少。

此外，汉灵帝统治的大部分时期，都实行宦官政治与党锢，还曾找各种名目搜刮钱财，一心贪图享乐，对于百姓的疾苦视若罔闻。

即便知道当时的民间已经瘟疫横行，他却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控制疾病的蔓延，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张角有机可乘，他利用宗教与免费给人治病为由，拉拢了几十万的百姓，从而领导了黄巾起义，致使天下大乱。

一直到公元189年汉灵帝去世，东汉的统治已到了不可控的地步，自此整个天下混乱不堪三十年，进而出现了后来三国鼎立的局面。

02 东汉瘟疫导致哪些名人丧生？

在东汉大瘟疫持续的五十年时间中，特别是在后来由汉献帝统治的时期，曾出现了著名的七位文学家，他们被当时的人们合称为“建安七子”。

这七人分别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与刘桢，他们可以说是代表着建安时期除曹氏三父子外的社会最高文学成就。

这七人中，除了被曹操处死的孔融外，其余六人皆依附于曹操父子旗下，可惜，到了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爆发大疫，也就是上文所说的东汉大瘟疫。

从曹丕写给吴质的信中可知，其余六人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都在公元217年死于瘟疫，除去早早离世的孔融、阮瑀外，基本无一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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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除了著名的“建安七子”外，还有曹魏权臣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之前因病而死的曹操之子曹冲（那个称象的神童）、东汉末年名将周瑜等，只有司马朗一人是明确记载因瘟疫而死，其余皆是病逝，但正值壮年却因病而逝，很难不让人怀疑他们患上的正是瘟疫。

03 著名的赤壁之战与东汉大瘟疫有何关系？

赤壁之战主要指的是东汉末年孙权、刘备以少胜多，以五万联军大破曹操二十余万军队的著名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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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战争发生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按理说，一边是仅五万的联军，一边是二十余万的大军，孙权、刘备显然毫无胜算，但是结果却以曹操的失败告终，至此三分天下初定。

曹操的兵力是孙、刘联军的四倍之多，为什么会失败呢？

即便是用火攻，但他的数十万大军，不可能是周瑜一把火就能烧干净的。其实，曹操之所以会失败，那是因为在他的军队中瘟疫蔓延，因瘟疫而死亡的人数占据了这场战争的很大比重。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记载：“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这就是说，虽然曹操在赤壁之战中确实失败了，但不至于溃不成军，真正导致其军队损失惨重的，是传染病。因疫情严重，才不得不带兵撤退。

所以说，赤壁之战中曹操兵败的重要原因，其实是瘟疫，如果没有这场“大疫”的介入，三国鼎立的历史，或许会改写。

史料记载，这种瘟疫发病急，死亡率高，还具有传染性，患病者会出现发热、剧烈呼吸道症状，甚至血斑淤块等现象，很可能是鼠疫，或是伤寒、天花、多种混合传染病等。

这场疫病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九，就连当时著名医学家张仲景的家族也未能幸免，为了攻克这种疾病，他潜心研究，最终写出《伤寒杂病论》，为后世的医学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

赤壁吸血蟲瘟疫

赤壁之战中，曹军败给了血吸虫病？

三国赤壁之战作为一场“以少胜多”的战争，历来被人们津津乐道。孙刘联军以弱势兵力打败曹操数十万大军，三国鼎立的局面由此诞生。由于《三国演义》的流传，大多数人对于这场战争最熟知的细节是孙刘联军以“火攻计”打败曹操主力，这一广为流传的说法无形中夸大了孙刘联军的战斗力，而掩盖了事实的真相。

连环画《赤壁之战》 张令涛 张之凡 绘

打败曹操大军的不是火，而是无影无形的疾病。曹操后来给孙权写信时，自己提到了赤壁之战的败因，他说当时军中疾疫横行，吏士死者将近一半，兵无战力，这才烧船自退。《三国志》诸传都有类似的证据，如《武帝纪》载：“……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吴主传》也提到：“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这些记载都言及曹操大军当年疫情严重的情况。

那么曹军得了什么疫病呢？近年来有学者分析，曹操大军多是北方人，对南方一些地区的寄生虫没有免疫力。特别是盛行于湖南湖北的血吸虫病，曹军几乎从没有接触过。曹军到达湖北时是秋末，士兵们活动的区域又在大江之滨，感染可能性极大，故而这场疫情很可能就是血吸虫病。

当然，我们不能否定孙刘联军强硬反击曹军的功劳。然而细观当时的情形，双方只稍微接触了几阵，孙刘联军取得的小胜，远不足以改变战争大局，而曹军十几万人却轻易退兵，不能不说其中另有缘故。“血吸虫病”虽没有足够的考古学证据支撑，但疫情对曹军的影响，却不比孙刘联军的威力小。

无独有偶，三国时期另一场大战，也被寄生虫病提前终结。据《三国志·诸葛恪传》记载，公元253年，东吴诸葛恪率军二十万北伐曹魏，当时魏军在淮南兵少，诸葛恪得意洋洋地以优势兵力包围新城，散漫地打了一个月的攻城战斗。诸葛恪原本制定的是围城打援之计，准备引诱魏军前来救新城，不料没引来敌军，却引来了瘟神。当时天气暑热，大概是河水中有了寄生虫，吴军士兵喝水之后迅速引发瘟疫。

这场大疫造成吴军大半染病，军营中到处都是死尸，或者病得奄奄一息的垂死之人。官员们向诸葛恪报告染病人员一天天增多，诸葛恪只好撤军。魏军闻讯发兵来攻，吴军沿路又被追杀不少。可以说，这真是上天断送了诸葛恪的北伐前程。

西普里安瘟疫

查士丁尼瘟疫

查士丁尼瘟疫是指公元541到542年地中海世界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鼠疫，它造成的损失极为严重。此次瘟疫对拜占庭帝国的破坏程度很深，其极高的死亡率使拜占庭帝国人口下降明显，劳动力和兵力锐减，正常生活秩序受到严重破坏，还产生了深远的社会负面后果，而且对拜占庭帝国、地中海、欧洲的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城区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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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掩埋尸体的君士坦丁堡居民

根据他的记录，瘟疫全面爆发于公元542年春季，并整整肆虐了4个月时间。起初的死者只比平常多些，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但随着病死人数的迅速增加，很快就发展到每天有5000人毙命。甚至有单日达到10000人的情况，让埋葬尸体便成了一大难题。各城市便在周边挖掘大坑，用来集中掩埋死者。

随后，死者数量迅速增多，让挖沟的人再也赶不上死者数量。直到瘟疫末期，已经没有空余的地方进行埋葬。所有塔楼都被尸体填满，然后再把屋顶封上。瘟疫爆发前的君士坦丁堡，是当时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但在疫情爆发后，所有的丧葬习惯和礼节都被抛诸脑后。城里再也听不到诵唱的挽歌，也看不到出殡的队列。街道一片冷清，可见当时瘟疫的严重程度。

与身处帝都的普罗柯比不同，教士埃瓦格里乌斯一直居住在东部边陲的叙利亚。他在幼年就曾传染上瘟疫，后来又经历过多次瘟疫爆发。据他记载，东部的瘟疫发生时间还要早于君士坦丁堡，大约是波斯人占领首府安条克的次年。在这场灾难开始，埃瓦格里乌斯还只是个学童。但随着瘟疫反复发作，他也失去了几个孩子、妻子、亲属和仆役。在60年内，就有曾4次疫情袭击过安条克城。

除了记述一些基本情况外，埃瓦格里乌斯还对瘟疫的爆发规律还进行了总结。比如在时间上，可以在任何季节出现，而其停止的时间也不固定。发病的地区也有极大的随意性。在某些地方，城市只有部分爆发了瘟疫，而其他部分却完全不受影响。一些家庭完全死绝而邻里依然安然无恙，有些居民居住的城区还有没有发现的病例。但只要这个城市已经出现疫情，他们仍然会受到感染。有意思的是，埃瓦格里乌斯还认为瘟疫的爆发周期性是15年，而且往往在周期开始的第二年最为严重。

恶劣影响

那么，此次瘟疫到底对查士丁尼的帝国中兴梦有多大影响呢？在瘟疫爆发之前，拜占庭帝国统治的人口应该在2600万以上。由于社会较为稳定，经济相对繁荣，数量整体还在迅速增加之中。但在首次瘟疫爆后，普罗柯比就宣称都城死了半数人。君士坦丁堡当局公布的数据是23万，而1位来自以弗所的目击者则认为至少死亡了30万。

在都城之外，瘟疫同样肆虐。有记录称，一名10 岁的小男孩就是埃及村庄的惟一幸存者。在东面的叙利亚，则有众多村庄则变得荒无人烟。整个漫长的瘟疫肆虐期内，全帝国的人口大致损失了20%-25%。随后的几十年里，又有6次以上的间歇性发作。因此即使是最乐观的估计，也觉得人口损失在40%以上。

查士丁尼时期的农民与驴

其次，鼠疫重创了帝国经济。城市在罗马历史以及后来的拜占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商业和手工业中心，在帝国经济中居于首要地位。由于城市人口大量减少，商业产品需求量下降，自然会对社会经济造成重大损害。

同时，瘟疫也打破了正常的食物生产与供给体系。谷物作坊与面包店被迫停止工作，致使剩余城市出现饥荒，通货膨胀便随之而来。到鼠疫反复肆虐的6世纪末，一个成年男子用于维持每日生活的所需，是瘟疫爆发前的2.5-3倍、城市功能不断退化，规模自然就不断缩小。

瘟疫爆发前的叙利亚属于富庶地区

拜占庭军队的数量和质量也受到瘟疫的打击

最后，瘟疫对帝国军队造成了破坏性影响。鼠疫爆发前，查士丁尼保有大约65万人（包括辅助兵员）的庞大军队。由于人口锐减，在查士丁尼去世时，东部边境的军队已不足15万人（包括辅助兵员）。先前的帝国军队出征，人数通常保持在2.5-3万人之间。但到了7世纪初，已经很难派出一支超过万人的部队。

也因为军费的减少，不仅规模无法维持，士兵的待遇也不可避免的出现降低。结果便是战斗力也大不如前，使得帝国的防御力量一落千丈。

这些不留情面的残酷打击，让查士丁尼的梦想完全破灭。他还不及回味罗马的昔日荣耀，帝国的战略形势已急转直下。公元559年，保加利亚人长驱直入，抵进君士坦丁堡。

随着查士丁二世继位，整个帝国都失去了对外进攻力量。他们不得已放弃部分意大利，将主要力量用来对付东方的波斯人。很多地方就再也没有被拜占庭军队所控制过。

黑死病

鼠疫（plague）是鼠疫耶尔森菌（Yersinia pestis）借鼠蚤传播为主的烈性传染病，系广泛流行于野生啮齿类动物间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临床主要表现为高热、淋巴结肿痛、出血倾向、肺部炎症等。鼠疫传染性强，如果不治疗，病死率高达30%~60%。

鼠疫属国际检疫传染病和我国法定的甲类管理传染病。

历史上，鼠疫是导致高死亡率的大流行病，十四世纪时被称为“黑死病”，曾在欧洲造成约5000万人死亡。

美洲瘟疫

美洲瘟疫是由于新航路开辟后欧洲人在美洲活动时，其本身携带的在美洲没有的病菌德传播引起的，这其中包括黄热病、腮腺炎、麻疹、天花、霍乱、淋病等。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美洲还是一片相对原始和隔绝的地方。当时这里生活着大约1亿美洲原住民，统治这片大陆的主要是阿兹特克帝国、印加帝国，以及诸多印第安小部落。

然而到了16世纪，一场意想不到的瘟疫突然降临到这片大陆，印第安人遭遇到空前的浩劫，当地原住民在经历了欧洲殖民者的屠杀的同时，又被瘟疫传染，造成了大量美洲原住民的死亡。

在16世纪至17世纪的近百年时间里，有近90%~93%的当地原住民消失，有历史学家甚至称这是“人类史上最大的种族屠杀”。

导致美洲原住民大量死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包括欧洲殖民者的屠杀的奴役、战争，以及他们所带来的瘟疫。

当哥伦布抵达新大陆时，欧洲人就已经经历了多次致命传染病的浩劫，其不仅本身对这些疾病有着抗体，面对这种疾病能更好的在治疗上获得效果，而他们本身也在治疗这些疾病的漫长历史中找到了一些治疗的方法。

但是，美洲之前长期与欧亚非大陆隔离，其原住居民也几乎与这些疾病完全隔绝。这导致了在哥伦布第一次登上美洲大陆时，这里的原住民对这些疾病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力。

这些早已被欧洲人适应的疾病对美洲的原住民来说极具杀伤力，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几乎没有对这些疾病的抵抗力，尤其是麻疹和天花。

由于当时各地的美洲原住民也相对分散、隔绝，他们之间没有太大的交流。当瘟疫在一个部落蔓延时，其他部落并不知情。

因此，在欧洲人，尤其是初次来到这里的西班牙殖民者们，将病毒带到接触的部落时，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的预防措施，随着西班牙人活动范围的增大，瘟疫也传播到整个美洲，最终给这里的原住民带来了灭顶之灾。

瘟疫的传播，加快了西班牙人占领美洲的步伐，尤其在对当地的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侵略和征服中，瘟疫的作用尤其显著。

在1518年时，天花病毒就被传至位于加勒比海的海地岛，结果很快造成该岛上的绝大部分印第安原住民感染天花去世。之后，这一疾病又随着科尔特斯的军队传到了阿兹特克帝国。

1521年，当西班牙殖民者的军队第一次开始围攻阿兹特克帝国的堡垒时，他们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进攻一次次被击退。

受到重创的西班牙人原以为阿兹特克人会趁机发动致命反击，但是城堡里的军队却迟迟不见有什么动作，这给了西班牙人喘息的时间。

8月21日，他们发动了新的攻势，但这次却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反抗。

而此时城堡里的士兵和居民大都已经因为瘟疫而丧失作战能力，甚至有部分人已经死于瘟疫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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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欧洲殖民者带来的传染病，其蔓延速度也早已超过了殖民者向美洲大陆的推进速度，那些在沿海地区生活的原住民，在第一次接触欧洲人时，便被感染上了新的疾病。

在天花传至阿兹特克帝国后，其也随着殖民者的步伐向南扩散。

1525年至1526年，西班牙人侵入印加帝国时，瘟疫在这里造成的灾难与阿兹特克帝国并无二致。

当西班牙殖民者占领如今的智利时，这里的印加文明已经遭遇了天花的重创，整个印加帝国的王室几乎都被瘟疫夺去了生命。

瘟疫的传播导致的人口大量死亡，加上新的王位之争将整个国家一分为二，使得西班牙殖民者很快便摧毁了这个曾经辉煌的印加帝国。

在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殖民初期，仅仅天花病毒便夺走了美洲大陆约3000多万印第安人的生命。

当时的美洲原住民，对于这些来自欧洲殖民者携带的病菌的抵抗力几乎没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时的传播来的很多传染疾病的病菌多从一些在美洲没有的家畜、家禽身上变异而来，其先传染给人，然后开始在人类群体中传播。（例如马、猪、鸡，随着欧洲人的殖民引入美洲，而肉牛也是这一时期被西班牙人引进。）

加上由于欧洲农业、畜牧业的历史悠久，家畜、家禽众多，在几千年来与病菌的频繁接触已经形成适应性；而美洲的原住民则因为狩猎部落居多，且缺乏和这些新的种类的家畜接触的经验，在很多类似疾病的传播下缺乏抵抗力。

同一时期，由于非洲人较早和欧洲人接触，也拥有着相似的免疫系统和抵抗力。

最后，当时欧洲人对当地野生动物的大范围猎杀，尤其是对美洲野牛的灭绝式的狩猎，导致了很多当地原住民部落缺乏一部分食物来源，加上殖民者的屠杀、高强度的殖民奴役行为、瘟疫的传染，美洲原住民的人口数量急剧减少。

在北美，当美国建立后，开始不断进行西进运动，当地原住民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被压缩，美洲的原住民进一步减少。

在瘟疫和欧洲殖民者的共同作用下，美洲原住民大多数死亡；而这次瘟疫的破坏也比中世纪欧洲黑死病的流行更加严重。

明末瘟疫

明末鼠疫，又称明末华北鼠疫、京师大瘟疫、明末大鼠疫、疙瘩瘟，是指明朝崇祯帝在位期间中国北方出现的大鼠疫。

明代中期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空前少雨的年代，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首先在山西爆发。

明末大鼠疫开始于崇祯六年（1633年），地点是山西。崇祯十四年传到河北，并随着李自成和清朝的军队传到更多的地区。崇祯十四年（1641年），鼠疫传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 [1]

明末鼠疫这场大鼠疫使得“街坊间小儿为之绝影，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已二十余万。” [2-3]北京在1643年的8月到12月间，保守估计死亡人数已高达全城的五分之一。所以当次年的4月，李自成攻进大明帝国的都城北京时，他面对的是一座“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 [4]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树基根据华北地区明朝末年地方志以及一些明代人的记录，在其论文《鼠疫流行与华北地区社会的变迁》中，首次提出了明末席卷华北地区的瘟疫实际就是鼠疫。近十年之后，他与李玉尚合著《鼠疫：战争与和平》，对前期的研究做进一步的完善，提出了“老鼠亡明”的观点。 [5]

异常寒冷的气候频繁引发水灾、旱灾、蝗灾、鼠疫等，成为波及全国范围的大瘟疫，形成“水旱灾——饥荒——瘟疫”的恶性循环,成为明王朝崩溃的根本原因。

生态破坏

历史记载，自明嘉靖始，明朝与蒙古边境之间常有变乱，致使许多汉人逃往蒙古草原，大面积的牧场被开垦为农田，改变了牧场的生态环境。其中，原本生活在草原上的老鼠生存空间被压缩，人与鼠接触的机会大大增加。 [5]

气候异常

同时，明朝末年恰又是旱灾频发的年代，万历期间曾有过三次大旱且均引发瘟疫；崇祯十四年，再遭大旱且历时4年。旱灾肆虐，逃荒保命的不只是难民，老鼠也需到处寻找食物，较大数量的老鼠进入人类的居住地也就顺理成章了。鼠疫杆菌通过寄存在它们身上的跳蚤将病毒传染给了难民，而难民的迁徙流动又使病毒延伸到更大的地域。华北地区作为明末农民战争后期的主战场，天灾人祸并至，明末大瘟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酝酿。 [5]

1618年，万历46年，广东下起了大雪，这标志着“小冰河时期”的开始，从这时开始中国遭到了持续干旱和低温的侵袭，到1638年，崇祯11年，漕河干枯，1640年，崇祯13年，黄河干枯了，而长江和淮河竟然已经全部封冻。明朝末年中国内地大部分地区进入小冰河时期，全国性的旱灾蝗灾和鼠疫长年反复上演。对于一个庞大的农业国家根本无力抗拒这种打击。伴随着自然灾害而来的是内部的暴动，东北和西南地区发生的叛乱。 [7]

崇祯10年-14年，中国华北地区连续4年大旱。崇祯14年，在山西北部一个春季干旱荒野上的午后，一只因为体内鼠疫菌正在大量繁殖，而堵塞消化道无法吸血的跳蚤，跳上一只灰老鼠身上拼命的叮咬它，这时大量的鼠疫菌进入被叮咬的灰老鼠体内。于是鼠疫菌在这个身材比跳蚤大无数倍的新家更加快速的繁衍，十多个小时以后，灰老鼠开始出现高热症状，它的内脏开始溃烂出血。在灰老鼠死时，它体内的大量鼠疫菌开始转移到附件的其他老鼠身上，随后从一个老鼠家庭向另外的老鼠家庭传染。 [7]

常年干旱食物减少，老鼠们身体虚弱，免疫力下降，很快整个地区，都布满了鼠疫菌。干旱缺水也导致了鼠疫菌以更快的速度繁殖。 [7]

很快成群结队的带菌老鼠由于高热导致身体炎热难忍，它们到处寻找水源拼命的喝水。于是为了寻找水源，老鼠们集体出发，开始了向四面八方搬家的历程，在这个旅程中更多被感染的老鼠加入了搬家大军。 [7]

崇祯14年夏天，中国内地突然出现大群大群的老鼠互相咬着对方的尾巴成群结队渡过江河险阻，进入安徽，河南，河北等诸省。 [7]

50%的崇祯年份都是大旱，大旱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国民体质严重下降，卫生条件极度恶化。在这一年崇祯14年，中国内地还是普遍大旱，在河北春季几乎无雨，老鼠大军找不到水喝继续向更南的南方进军。 [7]

同时饥荒中慌不择食的人们开始偷吃老鼠藏在洞里的食物，吃成片死在路边的老鼠，横扫全国的鼠疫大爆发终于开始了。于是在中国的史书上留下了，崇祯14年始，大名府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广平府大饥疫，人相食。京师大疫，天津大疫。河南全省大疫，开封府阳武县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荣阳，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 [7]

山东青州，济南，德州，泰安相继发生大疫。安徽大疫，青蝇大如枣，凤阳府，安庆府，庐州府相继被鼠疫攻陷，死者最多的地方死亡人口达到90%，于是庐州府，就是现在的合肥一带，民有绝户，繁华大街如同静夜，无人行走。 [7]

流民因素

气候变化还会导致瘟疫的流行。由于大规模的流民出现，瘟疫在明代后期也日益猖獗。据《明史》记载，从1408年到1643年，发生大瘟疫19次，其中1641年流行的一次瘟疫遍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当时著名医学家吴有性在《瘟

明末的大鼠疫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秩序、人口结构、政治格局和人文环境。 [18]

人口锐减

据史学家不完全统计，明朝末年关内各省全部人口大约是1亿人口，万历和崇祯年间两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陕、晋、冀3省死亡人数至少在千万人以上。北京人有四分之一被鼠疫夺去生命，20万人命赴黄泉。 [19] 时人记载崇祯16年“疙瘩病”“羊毛瘟”盛行，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八九两月，死者数百万。 [7] 而据曹树基估计，明末的崇祯年间，死于鼠疫流行核心区即山西、直隶、河南三省北部的疫死人口，要占到这三个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根据外国学者估算，明末经过持续的干旱，蝗虫，鼠疫，天花和饥荒造成全国损失了40%的人口，整个国家元气大伤。就是到1651年，清朝顺治8年，全国也仅有1036万壮年男丁，全部人口在6000万左右。 [7]

4-8月滴雨不下，飞蝗遮天，鼠疫大军攻入江苏，浙江，嘉兴府桐乡县居民90%被感染鼠疫，蛆虫从房子里一直爬到街道上。邻近的湖州府则损失了30%的人口，民众无病而口中吐血而死，民多投河自杀，哭声震天。 [7]

灾荒、疫病、战争，1640年代的中国，这几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神州大地生灵涂炭，山河破碎。据学者统计，明清易代之际，因非正常死亡，中国的人口减少了约四五千万。

明朝灭亡

对于大明王朝灭亡的原因，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一般认为是李自成推翻的，满清人在后面撬墙脚。也有的认为是大明朝廷内部出了问题。坏在宦官和政治腐败上。这些观点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如果跳出史学，从流行病学的角度分析，问题便很简单了——鼠疫，是鼠疫直接导致天下大乱。崇祯年间的大鼠疫，间接造成了北京的沦陷与明朝的灭亡。 [20]

明末爆发的“疙瘩瘟”，就是所谓的“鼠疫”，因为从发病到死亡既烈且急，所以有时也被称为“电击性鼠疫”。鼠疫分为“腺鼠疫”和“肺鼠疫”两种，前者死亡率达50%-90%，而后者死亡率几乎高达100%。非常不幸的是，崇祯十六年的京师大瘟疫，很可能是这两种鼠疫同时肆虐的结果，所以死亡率才如此之高。较之关内闯献作乱，关外满清南下，这场鼠疫大爆发才是名副其实从内部断送帝国国祚罪魁祸首。 [4]

据台湾著名明史专家邱仲麟的估算，自鼠疫始至李自成攻破北京，约20万北京人殒命，占当时北京总人口的1/5到1/4。在这样的情况下，驻守京师的明朝军队自然无法幸免。据历史记载，当时驻守京师的军队有10万人，大疫过后，仅余5万多人。加之，明末军队腐败严重，军心本就涣散，经此大疫，更是溃不成军。李自成率军攻打北京城时，当时的守城将官不得不低声下气求人守城，仍“逾五六日尚未集”，最后连三四千宫中的太监都上了城墙。1644年3月，大顺农民军兵临城下，此时，北京内城上平均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瘟疫中的守城明军“鸠形鹄面，充数而已”。这样军队，抵挡不住李自成的精锐之师。疫病肆虐的北京城，是大明朝最后的仰仗，崇祯帝可能从未料想京师会如此快速沦陷，自己连从容出逃的时间都没有，最后不得不自缢于煤山槐树之下。也许，连闯王李自成也没有想到可以如此轻易地拿下北京城。 [5]

纵横帝国内部的鼠疫，也间接摧毁了帝国的边防系统，比如明军最精锐部队云集的九边重镇中的大同，山西，蓟州、宣府等镇在明末改朝换代的巨大社会变革中，根本就没有发挥出作用。大疫，南北数千里，北至塞外，南逾黄河，十室鲜美一脱者。纵横帝国内部的鼠疫，也间接摧毁了帝国的边防系统，比如明军最精锐部队云集的九边重镇中的大同，山西，蓟州、宣府等镇在明末改朝换代的巨大社会变革中，根本就没有发挥出作用。在跟着闯王有饭吃口号下，远近灾民纷纷加入李自成的队伍，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 [7]

廷现在需要关外明军尽快击败包围锦州的八旗军，随后调入关内平乱。于是皇帝连续发布密令要前线明军尽快出战，速战速决。最后在崇祯14年的秋季，冒然出击的明军战败，多年累积的全部精华丧尽。最后皇帝催促陕西大帅孙传庭立刻出战剿灭李自成。这时的孙传庭处于苦于鼠疫横行，人死过半，根本无法征收税粮，军队缺乏口粮的困境。最后孙传庭带领饿七扭八歪的大军穿过潼关战败身亡。《明史》云“传庭死而明亡矣”。这北京大疫之下，侥幸存活下来的士兵们“衣装狼狈，等于乞儿”。士兵们全都身体虚弱的坐在地上休息，以致鞭子的抽打都不能让他们站起来。以至于李自成轻易的就夺取了北京城。 [7]

瓦解军队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最后失败的真正原因一直是个历史之谜。百余年来，专家们对此有多种解释，有的说他败于不得人心，有的说他败于骄傲自满，有的说他败于腐败，也有人指出，李自成的百万大军亡于鼠疫。 [21-22]

拿破崙瘟疫

斑疹伤寒揭秘

2001年，波罗的海小国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附近，一群建筑工人无意中挖掘到了防御战中的人类骸骨。随后出土的还有刻着番号的皮带纽扣与19世纪初通用的20法郎面值的硬币。考古学家鉴定这些骷髅生前曾是拿破仑麾下的战士。

法国马赛地中海大学的戴蒂尔‧拉奥特教授专门对遗骸做了病理分析。从集体墓穴中收集到的牙齿样本中看，29%呈现被传染病感染的痕迹，发现了能引起斑疹伤寒症的致命细菌。科学家们还在衣服残片上发现了5个虱子的遗骸，其中3个虱子的DNA中含有“五日热巴通体”细菌。

斑疹伤寒中的普氏立克次病原体，是由美国医学家立克次和波兰医学家普洛瓦切克分别于1910年和1913年发现的，病原体名称是用二人姓名来命名的。患者主要临床症状有：发病急、高烧、剧烈头痛、皮疹与中枢神经系统症状，病程约为2～3周。通常寒冷和卫生条件差的地方容易感染，如监狱或战争环境下，主要是通过体虱粪便传染。也有人认为，饥饿也能帮助疾病广泛传播。

早在16世纪的欧洲，斑疹伤寒就曾袭击过法军，但没有造成大规模流行。而在1812年的俄法战争中的重型斑疹伤寒症状的确少见。

被瘟疫带走的帝国梦想

瘟疫是战争的克星，也是改变历史进程的无形军队。拿破仑曾在撤军经过波兰华沙时，对一名神父说了句名言：“从伟大到荒谬只差一步。让后代去评论吧。”

俄法战争后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开始走向动摇。1813年10月，第六次反法同盟在莱比锡战役中将法军击败。1814年4月，拿破仑签署退位诏书，波旁王朝复辟。1815年3月，拿破仑又建立了百日王朝，但6月的滑铁卢一战，意味着拿破仑一生的辉煌就此结束。

拿破仑是一位历史的伟人。丘吉尔曾评价他：“这世界上没有比他更伟大的人了。”1840年12月，约90万巴黎市民冒着严寒迎接运抵巴黎的拿破仑遗体。在同一时代的东方大清王朝，华盛顿和拿破仑是两位被精英阶层效法为挽救民族危机的榜样。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历史伟人，仍然难敌瘟疫的侵袭。

许多历史学者认为拿破仑的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俄罗斯的寒冬，使得法军大量冻死；其次是法军物资补给不足及延滞、兵力分散等。他们认为这两个不利因素使俄军迎来转机，以逸待劳不断袭扰法军，最终战胜了拿破仑。

以上两个原因，无疑是拿破仑征俄失败的重大原因，但主要原因可能让许多人忽略了——斑疹伤寒！拿破仑远征俄国后期，军中突然大规模暴发斑疹伤寒疫情，大批法军战士在适时间内死去，让强大的法军损失严重，在极短时间内失去了战斗力，这是拿破仑先前无法意料到的。

这场瘟疫给拿破仑造成的危害有多大？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拿破仑大军中肆虐，让法军猝不及防，可以说是受到了致命重击——法军因瘟疫减员的损失竟大大超过战斗减员。有资料记录，最严重的时候，每天有超过6000法军病死这场可怕的疫情，这个伤亡是俄军拼死作战也达不到的！

更为可怕的是，这场瘟疫不仅使法军损失惨重，而且还引发了极大的恐慌，使军队战斗力进一步丧失——这才是拿破仑大军最终倒下的正直原因。

一戰西班牙流感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是欧洲历史上破坏性最强的战争之一。原计划3个月的战争，整整打了4年，投入了6500万人，受伤人数高达2000万人，死亡士兵和百姓共1600万人。但没人知道，一战造成的死伤，在一款小小的病毒面前微不足道。甚至一战的结束，和这个病毒也有直接的关系。5亿人感染，4千万人死亡，全球近四分之一的人被感染，每四个人里就有一个人感染这种恐怖病毒。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致命的传染病，西班牙流行性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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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1918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来到了决胜局。此时一直保持光荣独立的美军突然宣布参战，美国本土汇集了大批军队整装待发，准备去欧洲战场支援盟友。正是因为这次登陆欧洲的作战计划，让这场屠戮席卷了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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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在堪萨斯州的芬斯顿新兵训练营，一位普通的连队厨师对军医说自己“发冷，咽喉肿痛，头疼并且肌肉酸痛”，这位名叫吉特切尔的新兵，就是西班牙流感的零号病人。看似普通的流感，在3周之内，让这个仅有3万人的军营，有1100人发病。

当时为了登陆欧洲，美军建立了36个新兵训练营，西班牙病毒就在这不同的训练营中肆意流动，嚣张地复制并且扩散，由于士兵的休假制度，西班牙病毒更是席卷整个美国，到4月底，美国50个州中30个州都出现了无法遏制的感染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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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三月，美军登陆法国，美国大兵把杀人狂魔西班牙流感病毒，漂洋过海地带到了欧洲，掀起了一番血腥的屠戮。英法以为到来的是美军的重型枪炮，其实是死亡的临近。事实是，英美法德都未能幸免，双方交战国所有军队的医疗体系彻底崩溃，战场上的野战医院和舰船等人员密集的地方尤为严重。大量的尸体无处掩埋，被丢到医院外，扔进海里，甚至挖坑群葬。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造成5亿人感染，4000万人~1亿人死亡。当时的世界总人口，不过17亿人左右，这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人类传染病。

西班牙大流感并不是源自于西班牙，而是美国，那为什么被称作西班牙病毒呢？这是因为一战时，所有参战国，都不许报道任何有损前线士气的事情，瘟疫肆虐这种消息因为新闻管制被封锁地死死的，军中有这样一个隐形杀手，谁有心情打仗呢？而西班牙作为中立国，媒体不受限制，也不需要报道战况。不报道战况报道什么呢？所以西班牙成为了第一个报道这个病毒的国家，八百万西班牙人感染了流感，甚至连国王阿方索三世都染上了，在全球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下，西班牙好像成为了人间地狱。一时间全球媒体都开始称呼这个病毒叫“西班牙病毒”，西班牙可以说是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

一战的结束，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西班牙病毒，为什么呢？这种在人体内自然进化变异来的流感，专杀青壮年，而且致死率极高。1918年的10月，是美国的黑色10月，西班牙病毒带走了20万美国人，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因此比平常减少了十二年。不仅美国，医疗系统彻底崩溃的欧洲各国都失去了能参战的青壮年，经济也大受损失，西班牙病毒的无限蔓延，屠戮了一战各个参战国，战争也只能因此结束。

这次流感病毒为什么就这么厉害呢？其实这是一个到现在还没有解开的谜团。在流感爆发之时，人们刚刚发现了细菌没多长时间，他们甚至还不知道医学领域有比细菌更小的微生物病毒。所以对如何防治病毒带来的疫情几乎没有任何经验。另外，当时为了避免病毒传播，绝大多数因病致死的人都被火化了，这也导致后来人们很难找到西班牙流感的样本。所以它到底为什么这么厉害，今天我们还不确切知道。

从历史的角度去说，西班牙流感大爆发的温床是一战。战争让士兵大量地集中在一起，这种人群的聚集自然就成为了流感爆发的诱因。按理说，病毒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传播的时候，它会在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弱，但前提是病毒得和宿主长时间共存。而那个时候在打仗，很多已经得了病的士兵还没等到被病毒杀死就死在了战场上，所以过去病毒的传播规律就被打破了，这就让西班牙流感病毒长时间保持着杀伤力。后来战争结束，士兵们回到故乡，又把这病毒带回了世界各地，于是就殃及了大规模的平民，所以这种新发病毒跳出生态系统后造成的震荡波，席卷了各国。

说到这，我们再插播一个关于西班牙流感的另一个冷知识。病毒爆发之时，一位海军次长不幸中招，在所有医生都下了病危通知之后，这个人咬紧牙关没有放弃治疗，最后竟然奇迹的康复了，要是结合他后来的经历，那就真就有一点儿传奇色彩了。他的名字叫做富兰克林罗斯福，后来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其实啊，共同守护才是人类与病毒之间的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