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 金翰林：被忽视的缠足感受

书评 | 金翰林：被忽视的缠足感受

作者简介

金翰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2018级本科生、202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

正文

《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Cinderella’s Sister: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以下简称《缠足》）的作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彦颐。该书2005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台湾2007年率先推出中译本，大陆2009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后多次再版。

《缠足》以现代以前中国妇女的缠足问题为研究对象。论此问题的著作已有不少，不同的是，本书从历史材料中发现了不一样的切入角度。译者苗延威引用托马斯·库恩的话来评价：即使“处理的资料与过去没有两样，但因赋予一个不同的架构，资料间于是出现了全新的关系” [1]。本书重点在于破译“男性书写的文本历史”，发掘在缠足历史中女性的主体性（subjectivity）与能动性（agency），以及体现其主体位置的身体性（physicality）。本书延续了作者之前的著作《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中对“五四妇女史观”，即视传统妇女为单纯的受害者的论点的反思。更多的研究还是聚焦于男性书写的历史，作者更希望读者注意到女性身体本身的感受。对此论点赞同与不赞同者皆有之。赞同者认为“她通过追问缠足对于构建合乎体统的妇女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而全面探讨了缠足作为一种由妇女控制的习俗，在帮助确立植根于儒教理想中的性别化的主体身份上，以及同时在创造出复杂的隐匿式性色诱惑上的重要作用” [2]；反对者认为她如此突出妇女的自主状态，从史实上来说有矫枉过正的嫌疑[3]；另外研究缠足需要考虑民族、阶级、地域之间的差异，批评者认为高彦颐对此仍有欠缺[4]。

本书分为前后两部分。两个部分倒置了时间，第一部分考察在全球化过程中，步入现代的缠足如何逐渐失落；第二部分将视点回溯，梳理缠足的历史，探究缠足习俗化的过程，尤其是封建社会晚期缠足如何演变为一种被普遍接受和追求的社会实践。

第一部分的前两章叙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天足”这一概念的兴起和放足运动的施行，反缠足运动被如此紧密地和宏大的国族历史相关联，在这之中，女性的声音只能被置于次要地位。的确，缠足是封建社会的陋习，经受缠足的女性受到了无可挽回的伤害。但当时大刀阔斧的放足运动就一定是正确的吗？由于通行的历史叙述的影响，对这一问题我们通常没有加以考虑便默认是正确的，但本书提出了不同的观察角度。

第一，当时的放足运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收到了实效？这场自上而下轰轰烈烈的运动从政府到基层距离遥远，给了中间人员借此机会中饱私囊的空间，让他们得以借此寻事罚款；也给了官员走形式主义路子蒙混过关的机会，比如他们去购买妇女的旧裹脚布交差，然后妇女再用这笔钱去买新的裹脚布使用，平白耗费人力物力。第二，很多地方没有制定合理的政策，一刀切的放足运动对相当一部分女性只会造成二度伤害。缠足是一种伤害不可逆转的行为，上了年纪的妇女即使放足，她们的双脚也没有恢复天然状态的可能，反而会让她们再经历一遍身体上的痛苦。在书中我们看到，许多女性在面对“查脚员”的检查时取下裹脚布，成为“放足”的妇女，一旦检查的人离开后，她们又缠裹上去，一切如常。要求年长女性进行放足，本身就不是一种对女性的关怀，而是一场仅具象征性的运动。当时的改革者大部分是男性，他们需要一场立竿见影的改革运动，哪怕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这源自于救亡图存的国族迫切性，以及男性改革者因感受到国际目光的讥笑而产生的个人羞辱感，这也就是第三点。放足运动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基于对女性的关怀，女性的声音被封装在国族的巨型历史之中，而很难听到女性个体的真实感受。将那些引述或代替她们发言的资料，予以重新解读，聆听她们真正的声音，才是研究的目的所在。

可贵的是，确有真正在为女性发言的声音存在。薛绍徽对反缠足运动的批评，导引出真正内在于女性身体的主观感受。首先她认识到了身体本身的“顽强性”，“如谓既缠者俱宜一齐放却，换骨无丹，断头莫续，必欲矫情镇物，势成非马非驴，安能易俗移风？”薛绍徽尊重了客观现实，规避不合理的放足对女性身体产生的二次损害。她还认为，一个女子缠足与否，与她本人的人生价值和国族兴衰没有必然联系。薛绍徽的论点并不完全正确，但她不是反对改革的守旧派，反而以女性感性对放足运动的评价展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宽容态度，成为当时男性主导的改革大潮下珍贵的另一面。这正是本书对薛绍徽有关材料的发掘价值所在。

30年代以后，缠足逐渐成为过去式。第三章的重点在这十年间仍对缠足无比痴迷、念念不忘的“爱莲者”们。姚灵犀编写的《采菲录》是这一时期不可回避的材料，虽然其中的色情意味不可忽视，但它涵盖了有史以来所有与缠足相关的资料。本书认为“缠足已经过时”这一认知使一部完整的、画上休止符的缠足历史的出现成为可能。因此，以《采菲录》为代表的丛书的编纂就是缠足成了过去式的最佳明证。《采菲录》中浓烈的色情意味承载着诸多男性文人对小脚的情欲想象，种种拉开时空距离的论述千方百计地美化了女性的缠足，对已经过时的缠足表现出了深深的眷恋。在这部由男性书写的书中，第一手的女性声音被隐藏、淹没在男性叙事当中，有关她们的一切都只能被转述。男性作为书写者掌握了话语权，经由他们转述的话语不值得被完全信任，比如《采菲录》中被表现出来的缠足女性的情欲，作者认为这只是“缠足作为现代男性幻想的客体，如何成为男性怀旧欲望的一项表述”。

即使是表面看上去比较“进步”的作品，其背后的逻辑对女性的真实感受也有所忽视。胡也频《小县城中的两个妇人》表现了对缠足女子的同情和作为男性对长久以来罪责的忏悔。然而，高彦颐犀利地指出：“这些姿态的潜台词，却是再次宣告他们身为男性的权力：只有男人才拥有行动的自由，也只有男人能肩负起责任。无法跟上时代变化脚步的缠足女子，尽管有心而且努力想要改造自己的身体，但是到头来，仍在男性评论者笔下成为双重受害者和从属者。”身为“被动主体”，她们只得依靠他人代为发言。无论是缠足的赏玩家还是左翼的革命者，都用自己的话语掩盖了女性的声音。

女性自己的声音在《采菲录》中更加值得我们注意，在缠足的痛苦之外，妇女的身体因自我意志的改造而满足，随之产生了能动性感觉，比如对小脚测量的执着犹如“赏玩家”的金女士。这解锁了被反缠足的拥护者们否认的“女性能够透过自己或他人的身体，体现自我的欲望和愉悦”。缠足固然是不合时宜和落后的，但这并不代表它不存在丝毫的合理性。找寻合理性也并非为了抵制改革，而是为了更好地聆听女性的诉求，在历史和现实的意义上更接近女性的真实感受。

第二部分的时间回到缠足逐渐习俗化的帝制晚期（16世纪到19世纪初），在这期间缠足成为一种全国上下普遍被接受和追求的社会习惯。本书想通过当时的文字文本追溯缠足如何在此一时期绽放和传播其文化光芒。作者认为，这时期关于缠足的叙述以文本间接性（textual indirectness）为特征，通过美化叙述来遮掩女性小脚作为肉体的原貌，最终呈现的是想象中的“金莲”。杨慎、胡应麟、赵翼和钱泳等人的文本借由考证缠足的起源来为缠足在历史时间中定位。他们限制对于缠足的论述，将其定位在男性的情欲想象之中。

杨慎的考证试图将缠足定位为一项远古而非近古的实践，作者认为杨慎的论述并非为了确切地考证，而是要借此探究考据学的条件和限制，充满了游戏性。胡应麟将他的分析焦点摆放在当世，今俗与古文献用来相互印证，用以梳理出社会史的痕迹。他将缠足的定义抽离女性的身体，而放在外在的服饰上，使得其变得更文雅的同时也更符合考据学的调查方法。清代中期，缠足已经成为社会化的风俗，赵翼将缠足置于身体礼仪的脉络之下，从而为此前的缠足溯源争论作出仲裁。清代中后期的钱泳则是要借古责今，论述中已发反缠足之声。但无论这些文人以何种目的展开书写，在他们谨守庄重界线的同时，起源论述也无可避免地将读者的视线导引到女性的身体部位。在笔记著作中大量的香奁体诗句成为证据，如此一来，便给了这些挑逗意味浓厚的诗词一定程度的高尚性，保有了缠足在想象中的生命力。

西北地区作为与缠足密切相关的地区，在地理位置之外更是一个文化想像域。男性文人找到了具体且为社会接受的方式来表述和投射他们的感官渴求。第五章将目光投向这一地区，选取游记、笔记、地方戏曲和歌谣等文本形式，通过分析文本中的男性观点和女性观点，观察明清时代缠足在文人欲望中所占的位置，以及潜藏在缠足欲望背后的社会差异和失衡。

在经历前文以男性视角为主的诸多论述后，最后一章回到女性感受本身，把“女体的累与用”摆放在15—19世纪缠足史的中心位置。前人的论述如此之多，但很少能真正言说前现代缠足女性的自身感觉。这一部分围绕“累”与“用”两个方面论述，缠足的不便从这项习俗伊始就困扰着女性，包括感官的疼痛，肉体的腐烂、畸变，行动的受阻，以及这一过程的漫长和不可逆。这些负面影响并非到了近代掀起反缠足运动时才被女性了解，她们始终是在了解这些的前提下进行的缠足。

一直以来，缠足都被认为是男权社会完全排除女性意见后，对其施加的一种迫害。封建时代男性加诸女性的迫害当然不能否认，但就缠足一事而言，本书认为，女性并非处在完全被动的地位，缠足的“用”或许可以解释女性如此选择的一部分内在动因。在封建社会末期，缠足作为塑造社会身份的方式之一，无论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合理与否，都已经成为不能改移的历史。在缠足这件事上，女性感受和男性目光成为一体两端。虽然从本书的篇幅来看，前者涉及的资料远远少于后者，但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作者更想要提醒我们注意到女性感受在缠足中起到的作用，这也是在之前的相关研究中被发掘较少的一点。不过作者并未在此基础上做更深入的论述，当时的女性感受，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男性目光的影响？以缠足塑造身份认同，以此为“用”的女性感受与男性权力和男性视角盘根错节，难以厘清。作者在结尾也坦言，本书零碎的“部分”大过它们的“总合”，作者收集整理了各种资料，其中不乏相冲突矛盾之处。这或许是本书的一个不足之处，但也是研究这一领域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在此类研究中，以不同的角度接近历史真实要比一个确定的简单结论更有价值。

[1]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pp. 84-85.

[2]［美］贺萧、王政：《中国历史：社会性别分析的一个有用的范畴》，《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

[3] 杨念群：《从科学话语到国家控制——“缠足”美丑与身体政治》，李银河主编：《家庭与性别评论（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200页。

[4] 吕杰：《文本中的革命——对中国妇女史研究中“颠覆意识”的探讨》，《学理论》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