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正之窗】世界基督教历史故事：中世纪教会史与宗教改革史

【归正之窗】世界基督教历史故事：中世纪教会史与宗教改革史

中世经院神学

　　十字军远征使法国产生了新的政治要素——叫城市人的第三阶级。在精神上空虚无知、狭隘心胸的环境下成长的大多数人们看到了西方世界无限的精神地平线，华丽的城市包容了东方国家和古代的文明。如此传来的东方的知识、阿拉伯的知识，使西方世界掀起了知性觉醒运动。其中最显著的运动是经院神学(Scholasticism)。打开这经院神学时代之门的学者是圣安瑟伦(St.Anselm:1093-1109)。

　　安瑟伦在神学领域作贡献的著作《上帝为何成为人》(Cur Deus Home？)中展开了以客观的救赎论为根据的理论。即神因人类的堕落和犯罪而非常难过，所以应该有能满足神难过之心，将被夺去的名誉重新归给神的人。但人都是恶的、堕落的、没有让神喜悦的能力。只有无罪的基督成为肉身来到人世才行。他强调只有背负人类全部罪恶的完全之人和完全之神的基督才能满足神心意的满足说(Satisfaction Theory)。

　　并且，在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关系中，他活动的目的不在于通过理性获得信仰，而是强调信是神学的出发点。他解释说以信仰为根据时能达到认知就叫credo ut intelligam。

　　但是彼得·阿伯拉尔(Peter Aberlard: A.D.1097-1142)坚决地以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哲学为基础反对客观救赎论的主观救赎论。他解释说比起基督的十字架事件，更是由他所达成的和解加上我们的爱的参与从而得到救赎。即人类意志的主观功劳和努力应成为前提。这是阿伯拉尔的普遍概念，我们称其为"概念主义"(conceptualism)。

　　在信与理性的关系中，他主张理性先作用于信。即“理解而后信”(intelligo ut credom)。我们先努力理解后，才用信接纳那不能把握，不能探究的东西。因而自然地增大了人类理性的作用，强调了人类的善行和努力。

　　这种善行思想是受到贝拉基(Pelagianism)主义的影响。中世经院主义可以说成是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和贝拉基自由意志(善行)的结合。因而对于他们来说，恩典也是超自然的人类本性(Super-natural)。

托马斯·阿奎那

　　中世经院主义的集大成者是神学者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A.D.1225-1274)。阿奎那在他的庞大的平生之著作——《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1265-1274)中阐述了这样的思想。称之为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既是在自然现象和创造现象中寻求神的启示的，重视人的思辨(speculation)之神学。即可以说一种想通过理性的追求和善行的努力达到神面前的神学构造。

　　但是奥古斯丁和路德阐述了启示神学(Theology of revalation)，即上帝将他的恩典、慈爱和公义显现给我们，赐给我们、披戴给我们，以此我们才能理解神。

　　关于上帝的存在，阿奎那提出了五大论证：

　　追溯历史中推动的根源必有第一动力(first mover)；归结世上所有的善必有最完善的善(supreme goodness)；寻求世上所有的原因必有最初原因(first cause)；寻求世上的等级必归结为最高等级(first degree)；由此可以证明祂就是上帝。

　　这种亚里士多德似的理解也出现在他的圣餐论中。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他将本质(substance)和事件(accident)区分开来，即，圣餐的气味、颜色、味道、模样的偶然性(accident)无变化，但饼和葡萄酒的本质(substance)变为基督的身体和血(变体论transubstantiation)。他认为这些经过执行圣餐的祭司们祝圣后真正发生变化。

　　而且阿奎那还直接将彼得·朗巴德(Peter Lombard)提出的七件圣事(洗礼、坚振、告解、圣餐、终傅、神品、婚配)确定为中世天主教的圣事。但是经院主义哲学的框架中也渐渐开始研究奥古斯丁。这种神学发展通过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加百列·比尔(Gabriel Biel)开展起来。这种发现奥古斯丁的神学运动为路德的神学再发现铺了路。

第一节 德国的宗教改革

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大体分为路德和梅兰希顿的运动。

1. 马丁·路德

路德(Martin Luther: A.D.1483-1546)是农夫汉斯·路德(Hans Luther)和马嘉烈大·路德(Margaretta Luther)之子，生于1483年11月10日。路德的父母在艾斯莱本(Eisleben: 路德的出生地)作务农，后迁往曼斯菲尔德转业为矿工。

他的父母都是严格、敬虔祷告的人。爱里克·艾里克森(Erik Erikson)在他的著作《青年时期的路德》中指出因父亲的严格教育使路德以不正常的心态渡过了少年时期和青年时期。

路德大概有三次挨父亲狠狠的耳光后，将上帝和父亲联系起来理解上帝为可怕的审判官，而且把自己描写成为哑巴鬼附着的孩子，是精神混乱的(identity crisis：自我整体性危机)年轻人。

但是很多历史家们批评说，爱里克(Erik)的解释只引用了片面的、部分的资料。当时的教育法与现代不同，是非常严格的，因此历史学家们认为心理不正常的解释是不可取的。

路德与父母一直保持着深深的爱。他十分孝敬父母，路德生平的后半期没有任何与父亲隔阂的记载资料。

路德在马格德堡(Magdeburg)学习(1497-1498)，从老师们那儿学到了中世修道院式的共同生活的灵性。他在爱森纳赫(Eisenach)学习(1498-1501)了耶稣会的灵性。路德在那儿结交了很多朋友，他们成为他一生的挚友。

特别在爱尔福特(Erfurt:1601-1505)完成了人文科学的学士课程，学习了文法、修辞学、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等，并且从老师加百列·比尔(Gabriel Biel: d: 1495)学习了奥卡姆(Ockham)的唯名论(Nominalism)。

比尔和奥卡姆深陷于柏拉图哲学和奥古斯丁神学，路德从他们那儿受到了批判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神学的智慧训练。因而路德接触了奥古斯丁和神秘主义的著作，并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

1505年，路德按父亲的意愿攻读硕士学位(M.A.)后准备研究法学，但是7月2日与朋友在斯道特亨(Stotternheim)附近突遇雷霹后，他呼求着矿工的守护圣人圣安娜，发誓祈祷说："我愿意作修道士"。这个誓言不是深思熟虑的决定，而是在极大的危机下说出来的告白。

7月17日，他不顾父亲的极力反对，进入了奥古斯丁修会的属会爱尔福特修道院。促使路德进入修道院最大的原因是灵里的吸引(Anfechtung)，即为了发现"我如何发现慈爱的神？"的问题，而通过长期的属灵斗争的结果。这一问题与"善行义人化"(Work-Justification)思想有联系。

中世经院主义强调的善行义人化是将爱上帝，信赖上帝的能力，即人类有成就第一诫命的能力归向于人。路德的这种灵性诱惑也是从中世灵性训练中得来的，即为极力达到上帝的要求，而引起对善的不安，对频临死亡的惧怕，对是否得到救赎预定的怀疑之不确切性等。

如果没有这些灵性困惑，人们就不会为自己或者在炼狱中受苦的亲人购买赎罪券了。因而当时的人们最关心的就是对灵魂得救的确信。路德的苦恼是对灵的关心，即与慈爱的神见面，得到救恩的确信。用心理学分析不能解释的对灵性的执着和热忱使路德成为了修道士。

路德1507年2月27日在爱尔福特被按立为神父，受副司令官比克尔(Vical General)之命学习神学。他的老师奥古斯丁隐修院院长斯陶皮兹(Staupitz)认为路德是个智力和宗教灵性卓越的年青人，于是1502年向腓特烈推荐他为维腾贝格(Wittenberg)大学教授。

1509年3月路德获得圣经神学学士学位(Baccalaureus biblicus)后开始讲经院神学派的彼得·隆巴多(Peter Lombard)的系统神学书《文章》(Sentence)。

1508-1509年期间，路德得到斯陶皮兹的帮助以神学知识克服了灵性上的问题。

1510年为了强化奥古斯丁修道院的规章和重新整顿的问题，路德被选为代表派往罗马教廷。他为了得救恩的确信，用膝盖爬上教廷的台阶，然而却险入了深深的绝望。不但如此，他此次罗马之行成为他概叹和批判罗马教会世俗化的开端。

当他回到爱尔福特，再一次由斯陶皮兹推荐当了维腾贝格大学的教授。1511年以后，他一直住在那儿度过了余生。

1512年10月，路德被授予神学博士学位，同时成为责任讲解圣经神学的教授。从1513年起，以神学教授的身份工作了三十年之久，同时1512年他担任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副院长，1515年成为奥古斯丁修会的地方负责人(district vicar)，1514年起成为维腾贝格教区的牧师。

1513年—1515年讲解"诗篇"，1515年讲解"罗马书"，1516年—1517年讲解"加拉太书"，1517年—1518年讲解"希伯来书"，并由此展开了他的神学，吸引了众多学生和同事。

1518年—1521年，第二次讲解"诗篇"等内容。初期的讲解是立足于经院、以谦卑神学为基础的，但后来逐渐向福音主义神学转变。特别是在第一次讲解"诗篇"时经院主义要素较多，第二次重复讲解时不得不从福音主义角度讲。

1513年以后，他渐渐开始反对经院主义，批判是经院主义神学的基础的贝拉基主义，即批判通过人类先天本性之自由意志的决定和努力，作为善行的结果可以得救的救赎神学。

并且，路德以奥古斯丁神学和——与贝拉基主义争论的神学思想为根据，强调人的意志在人类救赎上的奴隶身份，主张只有靠信得到的恩典才能得到救赎。

这种新的神学发现在其著作《反对经院哲学的讨论》(Disputation Against Scholastic Theology: 1517年9月4日)里得以充分体现。终于1517年10月31日，他写了《九十五条论纲》贴在维腾贝格大学的城堡礼拜堂的正门上。

事实上路德与中世天主教神学的决别，根据他的自传中所说——1514年用拉丁语著述编辑的前言是从对罗马书1章17节的解释开始。他反复读经，反复默想这段经文时，将严厉审判的"神的义"(righteousness of God: iustitiadei)理解为宽容我们、爱我们的"神的义"。他告白说从前他最讨厌的罗马书1章17节成为了他最喜爱的经节，成了天国的门。路德将这次经验表现为"塔之经验"(Tower Experience: Turmerlebnis)。

路德原本并无掀起宗教改革的意图。所以《九十五条论纲》并没有用简单的德语写，而是用复杂的学术语拉丁语写，是为了引起学术讨论。但是与其本意正相反，《九十五条论纲》瞬时间被印刷、被翻译成欧洲各国语言，被传遍开。

所以别无他法的情况下，卷入一场命运式的论争中。1517年至1521年争论一直持续，最终被罗马天主教清逐出门，甚至皇帝查尔斯五世宣布剥夺路德的法律保护权。1521年，在沃尔姆斯(Worms)帝国会议里当听到皇帝的这个宣言的时候，他留下了一句名言"神啊，我在这儿! 求你帮助我!"(Here I stand, help me, God!: Ich stehe hier, helfe mir, Gott!)。

后来，他在萨克森地方选侯腓特烈四世的庇护下，穿着骑士的衣服，以骑士身份隐姓埋名生活在瓦特堡(Wartburg)。这期间路德完成用简单的德语翻译圣经的伟大工作。

他不在期间，卡尔斯塔特(Andreas Karlstadt: D 1541)领导维腾贝格，当时因从兹比卡乌(Zwikaw)来的激进派宗教改革者们——也叫兹比卡乌预言者(Zwikaw Prophets)的影响掀起了属灵的体验比神的话语更重要的运动。路德的门徒梅兰希顿(Melanchthon)也无可奈何地跟随了这个潮流。

1522年3月路德从返后，严厉指责留在维腾贝格的宗教改革者们的错误，并通过讲道阐明了路德的神学立场。他强调神的话比体验更重要。

1523年以后，宗教改革受农民战争的威胁。初期路德站在农民的一边，但因腓特烈地方行政官突然去世，为了得到地方行政官和贵族阶级的支持而完成宗教改革，开始批判农民，并站在统治者的一边。

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untzer)以农民战争的神学根据攻击路德，并且1524年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of Rotterdam)著书《自由意志论》(De Servo Arbitrio)来攻击路德。路德1525年著书《意志的奴隶身世》(Doservo Arbitrio)与人文主义运动彻底分离。

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地理领域上扩大到许多地方。他们寻求路德的忠告，在教会生活中开始介绍改新教信仰。路德通过大量的书籍和刊物出版扩大了影响力，讲演，讲道连续不断。

1525年6月13日，农民战争结束后路德与曾经是修女的凯瑟琳·冯·波娜(Katharina Von Bora)结婚。此举带来了不好的反应，不仅天主教以修道士与修女结婚为理由非难他是天主教犯奸淫堕落的圣职者，连改新教的同志们——宗教改革的同志们也认为他结婚的时间不恰当，因为当时很多地区农民战争还没有结束。

事实上农民战争跟路德的自由运动和改革运动是一脉相承的，也是为实现他们自己的自由。路德的著作《论基督徒的自由》是农民战争的教课书，所以他们指的是在农民们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时期，在他们的运动遭受挫折、失败的时期，路德不应该考虑个人的幸福。

甚至亲近的同工们也批评他，梅兰希顿对路德没有向任何人没讲他到底想要做什么也表示不满。

但是在农民战争运动中路德也是身不由己的。他开始让修道院的修女们结婚，最终其他人都嫁人了，惟独剩下了凯瑟琳还没有嫁人。虽努力为凯瑟琳寻找丈夫，但并未成功，因此路德与她结婚解决了这问题。

凯瑟琳慎重又有智慧地料理家务。当时路德提供给学生和客人的是地方行政官腓特烈送给他的修道院(Black Cloister)(作为路德的个人财产)，路德的夫人将其管理得井井有条。路德一直保持着幸福的婚姻生活，并不特别操心经济上的问题。

出版社应诺每年支付给路德四百gulden——比教授的薪水还高，但他拒绝了。他不取任何利润出版著书。1522年出版新约圣经的翻译本，1534年完成旧约圣经翻译。

由1525年开始的路德与茨温利(Zwingli)争论发展为1529年的巴塞尔(Marburg)争论。何塞的腓利(Philp of Hesse)——何塞地区的政治领导,为其地区改新教的联合，结盟召集了会议，结果，因改新教内部不能团结，最终分裂。

这次几乎所有的宗教改革家们都参与争论的结果，分为路德的同体论(Real Presence)和茨温利的象征论(Symbolism)。

路德受亚历山大学派基督论的影响，解释复活的基督身体作为神性和人性合一的实体(communicatio idiomatum)，不仅在宝座的右边也可以出席圣餐(ubiguity: omnipresence)。相反,茨温利受安提阿学派基督论的影响,解释说复活的基督在宝座的右边，因而不能出席圣餐。

1530年召开的奥格斯堡(Ausgburg)会议是皇帝查理五世为解决宗教争论而主导的会议。他把参加宗教改革的路德派选候们称为"改新教徒"(Protestant)。这话是"反抗者"之意，并且因为路德被帝国驱逐不能站在皇帝面前，所以会议期间他呆在萨克森地区(地方行政官们管辖的宗教改革发源地)南部的肯普滕(Coburg)城。

路德很难过不能跟同事一同去奥格斯堡。性情温顺、具有妥协性的他的同工梅兰希顿负责组成奥格斯堡信纲(Augsburg Confession)的全部责任。路德虽然不能参加会议，但因路德教徒们有胆识的行动使他很高兴。(虽在某些问题上批判奥格斯堡信纲)

此次会议后，改新教国家受到威胁，于是1531年结施马尔卡登(Schmalkalden)同盟。这作为政治、军事的同盟，是为了防御皇帝的军事力量而成立的组织。

1536年形成了中部德国神学家们和南部德国神学家们达到神学上的一致的维腾贝格合约(Wittenberg Concord)。茨温利去世后(1531年)，路德的神学渐渐影响到德国西部。

在马丁·巴策尔(Martin Bucer)的努力调和下，路德虽然同意由西部德国改革者起草的解释圣餐教义文本，但因一直有一些差异而没有达到完全一致。

并且同一时期，约翰·阿格里科拉(Johann Agricola)的废弃律法式的解释引起了争论。这是宗教改革思想的核心话题，就是义认化(称义)的恩典与律法的福音关系是怎样联系的问题。

强调律法只起到令人知罪作用的路德神学会陷入律法废弃论(Antinominianism)的倾向。但路德自己表现出反对阿格里科拉的立场。

曾支持改新教的政治统治者何塞的腓利(Landgrave Philip of Hesse)1540年重婚，导致德国改新教在政治上开始走向衰退，这事公然成为改新教的障碍。因而，改新教的施马尔卡登同盟最终削弱，而皇帝立志于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然，路德没有经历到斯马克尔德战争(1546-1547)，而且在他一生中从没察觉到皇帝的长时间军事冲突计划。

路德晚年，对谁也不能扭转历史车轮的改新教未来和德国人的将来十分关心，在他最尖锐的论文《给最亲爱的德国公民的警告》(Dr. Martin Luther's Warning to His dear Geman People:1531)中，强烈地表示出默示文学式的期望。

他在论文中表示担心世界的末日逼近，为了让神的审判延迟，指出德国政府应该悔改，应当努力在灵性和道德方面觉醒。他从末世论的角度强调批判犹太人礼拜行为的不当性和教廷的腐败性。

他身体一直很弱，特别是从1521年起受不眠症的困扰，没得到恢复。1525年是因胆结石，1537年是因不知名，不知因的疾病受苦了很长时间。又受耳朵发炎病之苦，到了晚年得了心绞痛，最终因心绞痛离世。

虽然有这样多的病症，但是创造式的力量一直支配着他的生活，直至去世之前还一直生气勃勃。他为了解决曼斯腓尔德(Mansfield)伯爵们的法律争论，去他的出生地艾斯勒本(Eisleben)，后在那儿去世(1546年2月18日)，被葬于维滕贝格的城郭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