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朋园先生去世，想起12年前读《梁启超与民国政治》时的激动

张朋园先生去世，想起12年前读《梁启超与民国政治》时的激动

2022年11月25日，张朋园先生去世，享年97岁。张朋园是贵州省贵阳人，生于1926年，抗战期间读小学、中学，17岁进入军用卫生人员训练所，后来成为一名国军医护兵。张朋园1949年随军赴台，1952年考入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史地系，1961年由郭廷以先生引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张朋园生前为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同时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兼课，曾任该校历史系教授、主任等职，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张朋园的几本代表作《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在天津长江道书市四折就能买到。我当时的主要兴趣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于是陆续买回，从头到尾地认真读完。后来写稿对其研究多有引用，时常感念。

大约2011年，我大三课余写了一篇读《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的笔记，题为《作为党魁、总长和共和捍卫者的梁启超 》。此文最早可能发表在“一五一十部落”，后来被共识网转载。这两家网站早已没了一丝痕迹，所幸一位网友曾在百度知道引用拙文，使我在十几年后还能以此纪念张朋园先生。

从治学旨趣上，我们就能看出，张朋园关注中国近代民主转型，希望找寻中国过去失败的原因，以为后人借鉴。

作为党魁、总长和共和捍卫者的梁启超

——2010年读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

启风/文

张朋园师从郭廷以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和《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是姊妹篇，主要研究从1912年梁启超回国，至其去世十几年间的从政、议政经历。“全书十一章，分别探讨任公之共和思想、政党活动、联袁讨袁、改组国会、出任司法财政等之政治活动，以及退出政坛后参与新文化运动之种种，他晚年的兴趣言论趋向与影响等亦有概略叙述。”张朋园对任公思想、行动的解读，颇多洞见，发人深思。

1898年，戊戌政变后，任公随老师康有为流亡日本，直到民国创立，才结束长达十四年的流亡生涯，回归祖国。此时的任公已接受共和思想，他说，“我国此次新政体之建设，若克底于成，则岂惟一新国命而已，且将永为世界模范。” 张朋园说，梁任公在民国有两个理想，“第一是要组织政党，实现政党政治；第二是要做‘国务大臣’，一展个人抱负。”任公主张在民国建立“强有力之政府”，强调立法与行政相辅相成，而又倚重行政。任公指出“政党内阁，则求得强有力政府之一手段也”“内阁既由国会之多数党组织而成，则内阁即为国会之领导者，而国会即为内阁之拥护者”。所以任公先入民主党，后又运作与统一党、共和党合并建立进步党，成为其实际领袖，希望凭此与国民党在国会内竞争。

任公当时试图帮助袁世凯建立“开明专制”，进而将其引向宪政轨道。如任公说的那样，“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民国二年（1913年）熊希龄组织“人才内阁”，其实无异于进步党内阁。任公在内阁中出任司法总长，同时协助熊希龄制定国策。然而，北洋军人利用任公一党只是暂时的，袁世凯取缔了国民党，同时也废弃了国会，进步党落得了与国民党相同的下场。

图：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等政府要员与各国使节会面，第三排右二为梁启超

由于进步党与国民党因历史和现实原因的恶斗，使中国丧失了建立两党制的机会，诚如张朋园说的那样“检讨进步党与国民党的这一场斗争，为时五年，结果两败俱伤，鹬蚌螂蝉，正好为他人所算。”张先生动情地写道，“吾人今日来探讨此一问题，不禁掷笔三叹！”

在取消国会之后，袁世凯在帝制之路上愈行愈远，任公眼见劝阻无效，即抛出了传世名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与此同时，任公与弟子蔡锷已决心“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以武力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即使不幸失败，他们则要以身殉国，不会出逃租界和外国。护国之役，当是任公在民国政治活动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袁世凯死后，国会恢复，进步党分裂。任公以研究系名义继续参与民国政治。1917年张勋复辟，任公在天津加入段祺瑞的“讨逆军”。不久张勋战败，段祺瑞再度组阁，“任公与汤化龙、林长民、汪大燮、范源廉等人联袂入段祺瑞内阁，控有行政、内务等重要部门，是进步党（时人称研究系）党势之再次崛起。”任公如愿成为财政总长。旋即南北战争爆发，段阁倒台，任公随之下野，全心投身在国会选举中。

国会在张勋复辟前已被解散，南方要求北京政府恢复旧国会，但是梁任公为能在国会中排挤国民党势力，因而主张重新选举国会。段祺瑞正想操控未来国会，所以赞许任公意见。1918年，新国会选举中，因北洋军人从中操纵，任公主持下的研究系打败。从此任公心灰意冷，退出政坛，潜心治学。

民国七年（1918年）之前，“他从政，曾经两度出任阁员，先司法，后财政”，又参与对德外交；在此之后，“他退出了政坛，又恢复了知识分子的本色，成为五四运动的主角之一”。此间任公“主持共学社、讲学社，进入大学执教，四处演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双管齐下，以传授知识为手段，以结合知识分子为目的，希望卷土重来，再有一番新的作为。”

图：1919年，中国欧洲考察团在巴黎，左二为蒋百里、左三为梁启超、左四为张君劢

在《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一书中，作者还有相当篇幅叙述了任公对苏俄和各种社会主义的观点，其中颇多远见卓识，让人惊叹不已。如北伐期间，国共两党还都视苏俄为导师的时候，任公就撰文指出，“问苏俄是不是帝国主义，我毫不沉吟的答道：他是帝国主义的结晶，他是帝国主义的大魔王”。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俄政权，“只是‘共产党人’的大成功，却是共产主义的大失败。”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享年55岁。任公以其不长的一生，为近代中国留下了太多非同寻常的痕迹。在我看来，近代中国能让尊敬的文人，唯有两人，一个是胡适，另一个就是梁任公。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将任公在民国的活动一一梳理，它作为一本学术作品，史料详尽，文采飞扬，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