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6、裁员、生育困境：那些35+人群的职场漂流

996、裁员、生育困境：那些35+人群的职场漂流

从去年年末开始，爱奇艺、美团、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大厂都陆续传出了裁员的消息。疫情之下，大量行业受到影响，类似裁员的情况并不仅限于大厂。每当就业形势出现波动之时，普通人感受到的冲击总是最大的。这种情况下，两种人在职场上最为艰难，一种是刚毕业没有工作经验的应届生，还有一种是踩在35岁边缘的中年人。

很多国家都曾出现过就业问题，比如在90年代初以及之后的十年时间里，日本就曾有过一段就业冰河期。尽管时代不同，国情不同，产生的原因也不尽相同，但对那段日本历史的观察，或许可以给当下职场中的我们以一点点的提示和思考。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本《中年漂流》，描写的就是经历日本就业冰河期后，那些成为自由职业者的人。他们因为找不到一份稳定的正式工作，被迫放弃恋爱、婚姻、生育、人际关系、房产……《中年漂流》 [日]小林美希 著 / 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 / 邹韵 译 /2022-2

作者小林美希以采访的形式对他们的现状进行了描述，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法。

没有人一开始就是“三和大神”

2018年，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把聚集在深圳三和人才市场附近的新一代农民工，推到了大众的视线中。

这些人原本怀揣着赚钱致富的梦想来到深圳，却在黑中介和黑厂的坑蒙拐骗下认清了现实。他们凭借薪水日结的工作和低廉的生活成本勉强过活，被媒体称为“三和大神”。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

在日本，这样的打工人其实早就出现过。38岁的健司就是一位打了近10年零工的“三和大神”，靠日工勉强糊口的他，工作非常不稳定。他每天做什么取决于当天的工作指派，有时是负责分装菜品，有时是组装弹珠赌博机。

这样的工作一天下来基本能赚到6000日元（约300元人民币），这些钱在日本只能保证温饱，根本没法结余存款。

之前健司之所以选择日工派遣，是因为他笃定能拿到指派工作。但他逐渐认识到，这种工作不过是一次性买卖：

“在工厂工作的时候，如果能跟进整个工程的实施进度，也许会跟现在不同。但日工派遣的话，根本无法长久在此工作，别人教我们的，也只有拧螺丝这种琐碎的工作而已。”

现在，健司已经没有多余的钱缴纳社会保险，今后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更是让他焦虑不安。

“我很难逃离当前的现状了。社会明明急需年轻劳动力，但为何我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呢？”

健司心中的疑虑，其实代表了许多中年自由职业者的心声。而这个问题的答案，要追溯到30年前。从1992年起，受泡沫经济破裂的影响，日本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逐渐下降，1995年降至65.9%，但这只是冰河期的开始。在之后的几年中，就业率一路下滑，到2003年，更是下降到55.1%，创历史新低。这说明有接近一半的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

而且在找到工作的一半毕业生中，很多人也并不满意。日本的雇佣制度分为两种：正式工（终身制）和非正式工（派遣工，劳动合同有期限），两者工作内容差不多，但工资和福利待遇相差很大，非正式工接受培训的机会只有正式员工的一半，而且大都没有社会保险。

不仅如此，即便是成为正式工，从业者也可能面临残酷的环境。就像我们也许能进大厂，但不一定能“卷赢”。拿健司来说，他之前也是一家IT公司的正式工，负责管理和维护客户的收银系统，每月到手的薪水有十七八万日元（约人民币九千元）。

白天，健司需要在公司接听各种咨询电话，只有到了晚上，他才有时间赶往现场统一处理问题。即便到了周末，他还会收到来自全国的100多单投诉和咨询。

由于太过繁忙，健司最终选择结束这份工作，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成为正式职员。直到今天，他仍然做着派遣日工。像健司这样辞去正式工作的人还有很多。比如明明是双休的公司，所有人却被迫义务加班，如果不来，就会被前辈发邮件质问：“周末还能休息，您可真是了不起。”在巨大的身体和精神压力下，很多人只好选择辞职。等到再找工作时，就不一定能成为正式工了。

就像网友对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的评论，“每个三和大神在成为大神前，都曾努力过。”

2010年之后，随着退休高峰的到来，日本应届生就业逐步转向卖方市场，但是毕业于当年日本就业冰河期的那代人，却似乎被社会遗忘了。他们如今已经迈入中年（35岁至54岁），被称为“中年自由职业者”，生活依旧艰辛。

根据《中年漂流》中给出的估算，日本的“中年自由职业者”逐年增加，至2015年增长为273万人。这个数字还没包括414万已婚女性，也就是说，潜在的中年自由职业者似乎更多。“都二胎了，流产没什么吧”

“你这都二胎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许多人也都流过产。”

领导的这句话成为了理惠永生难忘的痛苦回忆。35岁的理惠是一名在康健养老机构工作的护工，10年前，她在值夜班时经历了流产，失去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

照料卧床不起的老年人绝不是一份轻松的活儿，她本来想向上司请求减少夜班次数，但因为人手不足，她每个月要经历高达10次的加班和夜班。上司训斥她说：“不想值夜班的话，就辞职吧，或者转为合同工。”

但是考虑到房子的贷款，以及第一个孩子上托儿所的费用，理惠没有办法轻易辞职。怀孕第九周的时候，刚值完夜班的理惠突然感到一阵腹痛，她预感不妙，不一会子宫出血，其间伴着血块，她甚至能感到胎盘脱落。直觉告诉她这是流产，但她不敢相信这竟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赶到妇产科后，医生告诉她确实是流产了。她向单位的领导报告情况，领导竟然说做护理工作流产是正常的。

“是夜班的工作夺走了我孩子的生命，生命还分什么第一胎、第二胎吗？”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理惠还是十分悲愤。

日本早在70年代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护工需求与日俱增，这个行业中90%都是女性。据调查，每20个职场女性中，就有1人做护工，而在2014年之后怀孕的护工中，10%会流产。

小林美希在《中年漂流》中写道：

“怀孕原本是可喜可贺之事……然而现实十分可悲，在职场打拼的女性一旦怀孕，就要一直向周围的人重复地说抱歉。

法律原本规定了女性在妊娠、分娩之时应受到保护，但许多单位无视这样的规定，单位的强压导致不少女性冒着流产的风险仍在拼命工作。

若想平安生下孩子，有些女性只得辞职，但辞职的后果往往只能自己默默忍受。”

女性因怀孕、生育等原因被公司开除，或者受到身体或精神上的职权骚扰，被称作“生育期骚扰”。在日本，三成女性曾遭遇过“生育期骚扰”，因生子、育儿“不得不辞去工作”的女性比例达32.6%。性别和年龄成为了女性找工作时最大的绊脚石，面试官会再三确认女性是否有结婚的计划。30岁的已婚女性，就算回答不考虑生孩子，通常也不会被录用。

在就业冰河期的影响下，相比与男性，女性所面对的就业现实显然更加残酷——成为“中年自由职业者”的女性数量多于男性，却因为结了婚就不会被政府统计为失业，因此很少被提及。

职场上的艰难，也延续到了家庭中，没有工作的女性失去了收入，也就在婚姻中丧失了经济地位。没有了财务主导权，性别平等更加难以实现。

他们的艰难，就是整个社会的艰难

直到2015年，日本这些陷入漂流的“中年自由职业者”才引起了大众的关注，人们疑惑这些人数量为何如此庞大。

这个问题，日本官方的统计数据可以给出答案。报告中指出，一位25岁的男性非正式职工，35岁时成为正式员工的概率为49.1%，也就是说，一半的人止步于此。

有人可能会觉得，非正式工也并不差，我们国内的工作不也是按年份签约的吗。但是，就算抛开待遇不谈，日本的非正式工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每三年就被辞退一次。

2004年，日本通过了臭名昭著的“三年之约”，在此之前，非正式工没有时间限制，可以一直做到退休，但“为保护派遣工的权益”，新法规定，一家公司同一职位使用派遣工，不得超过三年。

这项法律修改的初衷是为了让更多的派遣工有机会转正，但对企业而言，削减人力成本才是关键。所以三年时间一到，企业就会跟派遣工解约。日本立法者设想，新法公布三年后，将有3.59万符合条件的派遣工转变成正式工，事实上，这个数字仅有1824。

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派遣工每三年都要换一次工作，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技能、人脉等毁于一旦，再就业时，只能重新积累。如此一来，正式职员和非正式职员的差异就会越来越大，一旦成为非正式职员就很难再翻身。

三年一换的派遣工就像是“正式职员的廉价替代品”，成本极低，他们是机器上的螺丝钉，随时能换。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人这很容易陷入“工作越换越差”的恶性循环之中。而且企业大都不会给他们缴纳社会保险，他们自己也没有多余的钱去购买普通保险。

倘若这些人全部依靠低保补贴金来维持生活，那么政府累计需要增加17.7兆至19.3兆日元（约1兆人民币）的财政预算。这无疑会导致低保补助制度的崩溃。

不仅如此，经济的窘迫还会导致新生儿的减少。据日本官方调查，初职是正式员工的女性，其中有子女的占54.1%；初职为非正式员工，有子女的仅占21.6%。越来越多的女性“想生而不能生”。

从2011年开始到2021年，日本开始连续11年人口负增长，2021年日本新出生人口才84万，创下历史最低值纪录。

这个问题比经济问题更加严重，人口问题解决不了，发展经济都是空谈。而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政府对就业冰河期的一代人放任不管所造成的，甚至政府出台的政策还让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

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这些人的艰难，其实就是整个社会的艰难，需要整个社会来买单。

如何摆脱“中年漂流”的困境

说了这么多“中年漂流”的困境，难道他们的问题真的无法解决吗？

其实，经由近些年对“中年自由职业者”的关注，日本各界已经开始意识到职场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尝试去解决雇佣双方不匹配的问题。

在《中年漂流》的最后一部分，小林美希为我们展示了一些正向雇佣的例子。

与我们向往北上广深的大厂一样，日本的毕业生也更愿意进入知名企业工作。但实际上这些公司的竞争非常激烈，即便顺利进入，许多人也会因为“预期不符”或“压力过大”等原因主动或被动辞职，随后他们有可能就会沦落为自由职业者。

日本的富山县10年来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当地建立了中小企业与学生之间沟通的桥梁，希望能建立一种“从大城市回归到地方城市”的就业形式。

富山县为大学生们准备了“富山求职巴士旅行团”，通过巴士旅行的方式介绍县内两三家企业，期间还会举办公司宣讲会、职业实习活动、与公司新职员的座谈会等等。

面向26到35岁的人群，富山县还策划了“30岁的富山同学会”，为很多人提供了信息共享的平台和机会。

有了这些活动，无论是应届生，还是中年自由职业者，都有了更加匹配的就业机会。另外，有长远眼光的企业也发现，如果无法留住员工长久工作，企业自身也难以持续发展。而且，生育是培育未来人才的起始点，如果不优待孕妇，让她们免遭生育期骚扰和孕期解聘，那么所谓培育下一代就无从谈起。

在这样的思想转变下，日本也出现了一些更加人性化的公司。比如小野摄影就采用了灵活的工作模式，允许员工分娩时临时离职，鼓励男性请育儿假，还积极启用中年劳动力。

所有这些转变，都是整个社会用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代价换来的。日本经济学家熊野英生的研究指出，因生育离职而导致的“经济损失”高达将近12兆日元（约6千400亿人民币）。

无论是直接的经济损失，还是因为“经济原因”无法生育而导致的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加快，这些已然是既定的事实。

在更大的范围内，劳动者所面临的困境，何其相似：

美国有《失业白领的职场漂流》，白领阶层向下流动，中产阶级正在衰落；英国有《失去合约的人》，在后工业社会中，低薪职业者艰难生存，生活在剥削与压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