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讲一个上游思维解决问题的思路，叫做反馈。

反馈可能是你熟悉的概念，反馈能及时纠正我们的错误，刻意练习最讲究反馈，健康的成长需要反馈。而这一讲，我们说的是政策的反馈。

一说上游思维，说你是一个士，你积极主动，你要做顶层设计，这种感觉是很自得的。你充满自信地说要做出改变 ，你有十足的勇气。但我们这一讲恰恰说的是，你还得有谦卑的一面。真正的改革者必须是谦卑的，上游思维不能指望狂妄之人。

传说有个北大毕业生，刚到华为没多久就写了一份万言书，对公司的经营战略问题提出了建议，结果任正非批复：此人如果有精神病，建议送医院治疗；如果没病，建议辞退。 [1] 为什么会这样？这不是打击新人的积极性吗？

这个道理是不懂的人最好别轻易谈改革。你要不当家，就不会知道一个系统有多容易出问题。

1.眼镜蛇效应

有个著名的故事是这样的。当年英国人占领印度，觉得德里附近的眼镜蛇太多了。英国人提出了一个激励政策，让当地村民去抓蛇，抓来给发奖金。结果英国人发现来交蛇的人越来越多，好像蛇永远都抓不完似的原来印度人开始养殖眼镜蛇去卖给英国人。

英国人一看自己被糊弄了，赶紧取消了激励政策。那养殖的眼镜蛇怎么办呢？印度人把它们直接放生了。你看，英国人想要消灭蛇的政策，到头来却带来了更多的蛇。

后人把这件事总结成了一个成语，叫眼镜蛇效应（cobra effect）。用咱们中国话来说这就是适得其反，引火烧身。经济学家对此有个专有名词叫非预期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纳西姆·塔勒布对此也有一个说法，叫天真的干预（naive intervention） [2]。丹·希思在这本书中也提出一个说法，叫二级效应（second-order effects）。

这些说法说的都是一个意思：你做这个动作预期会产生 A 结果，没想到得到一个 B 结果，或者这个 A 结果又导致了一个 B 结果。

而那个 B 结果，是你万万不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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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附近有个岛，19世纪以前都没有人，岛上有一些珍稀的鸟类，是一个非常好的自然保护区。但是在19世纪到20世纪，有一些人上岛捕猎海豹，还带去了一些兔子、猫和老鼠这些世俗的动物，破坏了岛上的生态平衡。特别是兔子，到处打洞，强烈干扰了那些鸟的生活。

于是在1960年代，动物保护主义者决心杀死这些兔子。因为兔子实在太多了不好杀，他们创造性地使用了投放病毒的方法中间几经波折，到1988年，兔子的数量终于下降到了两万只。

可是动物保护主义者没想到的是，兔子少了以后，猫的行为发生了变化。本来猫是吃兔子的，现在吃不到兔子只好去吃那些珍贵的鸟。动物保护主义者不得不对付猫，他们派猎手直接拿枪去捕杀这些猫。

到2000年，岛上没有了猫，可是兔子又回来了。这些幸存的兔子对病毒产生了免疫，数量再次泛滥。

动物保护主义者使出了最后的大招，干脆用投毒的方法来了一次全面杀戮。到2014年，他们终于消灭了兔子、猫和老鼠。

结果又出了一个问题。岛的岸边有一种野草，以前兔子吃这种野草，能够遏制野草的生长。现在没有兔子了，野草就开始侵占全岛

这就叫二级效应。你不知道你的动作会导致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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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中也是如此。2009年，纽约市中央公园为了省钱，砍掉了当年修剪树木的经费。结果那年Google 的一个程序员在公园散步，被树上掉落下来的枯枝砸中了头部，受伤瘫痪。纽约市政府为此不得不赔偿了1150万美元。本来想省钱，结果反而花了更多的钱。

更可怕的还不是这个。有人做了个调研，纽约市每年像这样的官司竟然有三万起，而且有些地方是反复出事。比如有个儿童游乐场里的一个滑梯，2013年这一年，就有五个孩子在这个滑梯上摔断了腿 这么多年以来，这一个滑梯导致的政府赔偿，竟然高达两千万美元可居然就没有人想到要修它。那个滑梯唯一的问题就是太高了，只要调低一点，所有的事故都不会发生。

谁要是不知道什么是系统，你就给他讲讲这个故事。系统的部分和整体之间存在矛盾。公园只想省钱，它可能根本都不知道、或者不在乎市政府为此要多花多少钱。

你照顾系统的部分，就可能会伤害整体；你从整体考虑，又可能会伤害某个部分。

要不怎么说改革难呢！要想尽量避免伤害，你需要反馈。

2.反馈

某家医院有一位身体理疗师，她的工作是给那些做过乳房切除手术的女性做理疗按摩。理疗师工作一段时间后找到一个规律。她说，只要患者一脱上衣，她就知道那个手术是哪位医生操刀的。

有一位医生每次开刀都会精心设计伤口的位置，这样给患者留下的伤疤就比较美观。而另一个医生完全不讲究，他留下的伤疤都很难看。

希思说，他为那些患者感到难过，她们根本都不知道自己的伤疤本来可以更好看一些但是他也为那个不懂得设计伤疤的医生感到悲哀。可能这个医生直到退休都不知道，自己无形中给患者造成了多大的痛苦，他不知道开刀的技术是可以改进的！

为什么没有反馈？为什么理疗师不向医院报告这个发现？如果这帮人但凡有一点反馈意识，哪怕让两个医生互相看一看对方患者手术后的照片，切磋切磋技艺，这一切都会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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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情是有反馈的。比如说卖汽车，有各种各样的评测机构，有车评网，用户可以从各个角度公开评价一辆车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你想买一辆不好的车都很难。

但是人们的反馈意识还是不够。希思列举了很多例子，比如一家公司认为开放式办公室能促进员工交流，就直接花钱把全公司的办公室改造成了开放式的：大家都坐在同一张长桌上办公。

谁也没想到，结果是员工反而不交流了。为什么呢？任何人说话，所有人都能听见，这还能聊天吗？

没人能在事先明确知道一个动作的所有结果。所以你要有大动作之前，都应该先做个小范围的实验，看看反馈，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这就是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中国要搞市场化改革，什么哈佛教授、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都来给邓小平提建议，邓小平没有被别人一忽悠第二天就全国实施。但是邓小平也不是完全不听这些建议，他都是在先小范围弄几个试点，如果可行，再慢慢地向全国推广。

而正因为这个摸石头过河，中国反而可以大胆尝试一些看似比较激进的事情。比如当时很多人反对搞股市，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邓小平说我们试一下没关系！如果不好，关掉就是。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实战操作。

3.塑料袋的故事

2008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出了一本书叫《世界又热又平又挤》。我作为中国人当时读这本书还产生了一种自豪感。弗里德曼在书说，美国能不能学做一天的中国。

因为中国政府特别有执行力。弗里德曼说，中国政府为了保护环境，直接下令全国范围内禁止超市给顾客提供免费的塑料袋，结果立即就实行了。中国消费者纷纷自带购物袋去超市，塑料垃圾减少了。而美国要想搞这种大动作，就不知道得费多大劲，政客们扯皮都扯不过来。

不过弗里德曼那时候不知道，后来到 2014 年的时候，美国芝加哥市果然通过了一项法规，禁止超市提供一次性的塑料袋。这个动作其实不是学中国，中国是不许免费，但是可以买；芝加哥是干脆禁止提供 但是，这个法规禁止的仅仅是一次性的塑料袋。而这就埋下了隐患。

芝加哥超市的反应是改为提供那种比较厚的、可以重复使用的塑料袋。这不违法，但是可想而知，大部分消费者根本没有重复使用，还是用完就扔。结果反而更不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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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加州议会通过法律，干脆禁止了一切塑料购物袋，逼着消费者或者用纸袋，或者自己带布袋。这个政策比中国都狠，那这回总行了吧？

结果是带来了两个二级效应。一个是垃圾袋的销量上升了。人们家里的垃圾桶需要有个垃圾袋，以前很多人都是用超市给的塑料购物袋当垃圾袋，现在没了，只好去买专用垃圾袋 可是垃圾袋也是塑料的！有人测算，因为垃圾袋销量的增长，等于是把节省的塑料购物袋的28.5%，给抵消了。

另一个效应是城市环境卫生恶化了。以前人们出门遛个狗什么的随身带个塑料袋，有狗屎之类的东西随时一装很方便，现在没有了。特别是加州有一些无家可归者，平时就住在大街上，上厕所很不方便，都是直接用塑料袋处理自己的粪便，完了扔垃圾桶里现在这帮人也麻烦了。

后来旧金山市爆发了一次甲肝流行，人们就怀疑，跟街头粪便突然增多有关系。

所以你以为中国是那么好学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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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来说，上游思维要求你在推出新政策的时候，必须想到它可能会遭遇意外的二级效应。改革者要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就好像在一个陌生环境中走路一样，必须随时寻找各种反馈，不断摸索路线，否则你就可能会造成伤害。

希思说，要提出新政策，你至少要先问自己四个问题

第一，这个政策以前实行过吗，实行的效果如何？

第二，能不能先在小范围做个实验？

第三，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是否能够迅速得到有效的反馈，一边反馈一边改进？

第四，如果事实证明这个政策不行，我们还能不能撤回来，回到从前的样子？

如果这四个问题中有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你就必须无比小心才行。

所以说上游思维是有危险的，没想明白风险就不要随便给人家提意见。

但是，这可不是说一切改革都不可能！改革是可能的。就拿保护野生动物来说，现在就有一个国际组织，专门清除保护区内的有害物种。他们非常有经验，在行动前会先绘制一张现有物种的食物链图，他们会预想各种可能的连锁反应他们已经能做得很好，既清除掉有害物种，还能保持一个良性的生态循环。

另外，芝加哥市现在也像中国一样，改成允许购买塑料袋了，而且效果还不错。

注释

[1] 延俊华、陆学彬、咔嚓，《华为两份万言书：一个被任正非建议辞退 一个连升三级》，http://finance.ifeng.com/a/20171107/15772870_0.shtml

[2] 精英日课第一季，天真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