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范文200篇宝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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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热点：求解“三农”：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

■编者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本报记者近日就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了深入的调研采访，综合业内人士和专家的看法，提出“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求解对策。欢迎各界人士参加讨论，对这一问题发表高见。

上篇：农业产业化

市场经济促进生产方式转变

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中央“一号文件”要求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许多专家评价，这是用市场经济的手段鼓励种粮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能力，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重大举措。

中国农学会副秘书长陈建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说，要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就必须让农民能够通过种粮增收，关键则在于提高种粮效益。但怎样才能使种粮效益提高呢？在对种粮实行补贴和减免税等政策支持的同时，根本途径就是走农业产业化之路，实现一升一降，即提升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农业生产风险。实现这一升一降并非易事。比如，提升生产效率要求按市场规律合理配置生产要素，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土地能否自由流转。

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肇始于土地。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本特征的农村改革，对中国农村发展、解决温饱问题以及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农村土地问题再次凸显，成为目前制约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核心问题。只有建立完善的征地制度，实现土地可依法自由流转，才能保证运用市场机制对农业生产资料的合理配置，使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生产能力实现良性互动。

对于土地的征用和流转问题，广东省海丰县梅星村村委会主任徐生辉向记者介绍说，我国法律虽然明确规定只有公益性用地才可由政府征用，但目前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在一些基层地区实际上基本没有区分。这样一来，由于公益性征地的补偿标准很低，征地范围被扩大后，农民在失地之后普遍得不到足够补偿；经营性用地通过政府强制征用，农民得到的补偿也很少，这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则。一些地方的不合理征地既造成了耕地的流失，又影响了土地的合理流转。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２月９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征地制度的改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控制征地的规模。必须实行严格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一个是保障农民的权益，提高补偿标准，改进分配办法，并且在征地时就必须解决好他们的生计问题，包括他们的就业和社会保障。

农业部部长杜青林特别强调，要把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五权”落实到位。他提出，要赋予农民对承包土地的长期使用权；要保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经营自主权；要尊重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流转选择权；要保证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收益获得权；要保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法定处分权。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王小映博士指出，只有真正将农民对承包土地依法享有的各项权益落实到位，才能实现土地依法自由流转。而在实现土地依法流转后，就有可能出现土地向种田大户集中，形成专业化农业生产企业，走向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一部分农民可利用流转金或补偿金进入二、三产业；一部分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可进入农业企业，成为农业产业工人，甚至还可以拥有企业股份。

在大连金州，农民把自家的耕地全部以入股的形式承包给农业科技园区。按照协议，园区每年付给农民每亩２００元的保底承包金，再根据每年的园区农业企业实际效益分红。把土地以承包形式自愿依法流转后，一部分农民可以进入园区的农业企业成为工人，每月领取７００多元的工资；而其他的农民则进入了二、三产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认为，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除解决土地依法流转的问题外，还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关金融支持体系，一方面通过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和合理的农业补贴政策增加农业投入，提高生产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农业保险、农产品期货等金融工具降低农业生产风险。在这些问题上，我国目前的状况还不尽如人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中国农业投资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化农业发展对资金的渴求。有关资料显示，截至２００３年６月，全国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余额６９６６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８３．８％，但农户贷款覆盖面仅为２５％，多达３／４的农户没有享受到农业贷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专家在接受采访时分析说，目前我国农户的信贷需求往往规模小而分散，缺少抵押担保且季节性强。因此建立具备工业化生产模式的农业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形成完善的农业金融体系，通过市场化手段建立农业企业信用机制和担保机制，从而形成以民间投资为主体，国家财政性投资为引导，信贷资金为支撑，外资、民资和资本市场资金等各类资金多元化投入的农业投融资体系。

有专家还特别强调提出，农业企业不应该也决不能过多依赖国有资本投资，民营资本应成为农业企业外部投资的主要来源。随着“一号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政策环境将为民资进入农业企业提供巨大商机，民营资本大举进军农业的历史性机遇已经来临。

据安徽省工商联最新统计资料显示，２００３年安徽省确定的１２０家省级农业龙头企业中，有５７家是民营企业，占４８％。民营企业投资农业势头正劲。而收益预期也颇为看好。今年２月以来，江西民营企业在湖南省投资兴建的牛牛乳业公司销售网点迅速扩大，总订单达到２万余户，新增牛乳订户８０００户；同时带动当地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数千名青年农民成了企业的员工。

“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要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对于农业补贴问题，美中商业与贸易委员会主席麦芮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际上农业补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农业资金支持方式。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对农业生产的补贴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很大部分落在流通环节上，而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却得不到资金支持。中国政府建立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是非常积极的举措，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可以充分合理利用世贸协定中的“绿箱”政策直接对农户进行补贴，而同时应尽快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因为这是与世贸规则相违背的，容易造成农产品贸易的争端。

对降低农业生产风险有着直接和重要意义的农业保险体系在我国还相当脆弱。有调查表明，近２１年来，农业保险累计保费收入仅８３亿元，而赔款支出就达７０．４亿元，２００２年更创下新低，收入仅为３．３亿元。农险市场的供求格局一直呈现出相反的情况，一边是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业务下降，另一边则是迫切需要保险的农户无处投保。就保险公司不愿涉足农业险，人保财产农业保险部王亚明向记者介绍说，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往往严重亏损，一般而言，如果赔付率超过７０％，保险公司就会出现经营亏损。而从１９８２年到２００２年的２０年，该公司农业保险的赔付率是８８％。

对此，美国南方保险基金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帕特里克提出，中国有关部门应重组农险体系，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在立法、税收、再保险和农业风险基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并完善农业再保险机制。国际上的一些现行做法可资借鉴。比如，美国由联邦政府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在中央建立再保险基金，负责向开展农作物保险的保险人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再保险责任按赔付率分段确定，这样既向各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又使农作物保险公司的盈利水平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

大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朱玉辰还提出通过期货市场来降低农业生产风险。他说，期货市场具有风险转移功能，农产品生产易受气候条件的影响，风险性强，通过期货合约，可以保证农业生产者的利益，把价格风险交给市场资金承担。而通过农产品期货市场，可以发现市场价格，促进全国统一价格的形成，为市场提供避险渠道。朱玉辰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存在很大程度的缺位，棉花、玉米等农产品期货品种还没有引入期货市场。随着粮价的全面放开，加上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的实施，将为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和作用的发挥提供新的契机。

接受采访的专家们指出，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对我国农业产业化是一个最大的契机。尽管还有不少难题，但农业产业化这条路非走不可。

中篇：农村城镇化

生产方式的转变提升生存方式

中央“一号文件”将开启农业发展的新时期，使中国农业走上产业化之路。未来若干年，历史机遇将催生大批农业生产企业，而随着农业生产实现企业化运营模式，农业产业链条将进一步延伸，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各类农产品加工企业，以及相关服务业公司。而农村企业的大量出现，将促使原本分散的自然村落逐步结合成为新的生产和生活群体，形成城镇，逐步实现农村人口在本地向城镇人口转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样两组数据：

其一，我国农村低技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伴随农业的快速发展，农村产生大量富余劳动力。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研究提出，我国农村现有３．３亿农业劳动力，其中富余劳动力约占１／２，大约１．６到１．７亿人。

其二，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１９９７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２０９０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５１６０元，两者的收入差距为１∶２．４７；２００３年农民的人均收入为２６２２元，城镇居民为８５００元，差距已扩大为１∶３．２４。

有关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两组数据集中反映了目前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两大突出矛盾。一方面，城镇的发展需要补充大量劳动力，但是相对农村为数巨大的富余劳动力来说，城镇的吸纳能力显得相当有限，致使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游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另一方面，农村与城市间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这使得农村与城市的差别也随之增大。而解决矛盾的有效方法就是大力推进农业生产的企业化运营，使农村的产业链从种植业向二、三产业延伸，形成以农业生产企业为基础的各类农业加工企业和与农业相关的各类服务企业，促进广大农村向城镇化的方向发展。

据了解，在苏州、无锡等地农村，民间资本、工商资本和外资大量投入农业企业。台湾永丰余纸业公司投资３００万美元建起了永丰余高科农场。江阴兴澄钢铁集团投资５０００万元兴建的荷斯坦奶业公司，带动农户发展了３万亩青玉米和牧草，农户每亩可有１６００元的收益，效益远高于传统种植业。据统计，江苏这样的农业企业目前已有１．８万家，投资总额累计达１８６亿元。其中民间资本占６７％，工商资本占２０％，外商资本占１３％。随着农业生产方式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苏南地区城镇化率已超过６０％。

随着土地的可自由流转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大量的农民将从田间解放出来，不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是进入农产品加工、深加工企业以及相关的服务性企业，有利于形成“农业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产品流通企业－农业服务性企业”的农村新型产业结构，而农村城镇化则是农业产业化的必然结果。

山东济南龙大集团董事长宫学斌认为，为适应农业规模生产和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龙大集团作为农业企业自己办农场，雇佣农民做工，相对于过去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生产能力显著提高。而农业生产的企业化经营则带动了农村城镇化。

据了解，龙大集团旗下２４家子公司形成的工业园区占地１０００多亩，周围的４个村庄，都包容在工业园内。因此，龙大工业园也同时是一个独特的新型城镇。城镇的居民主要是农民为主的龙大职工和家属，达１．６万人之多。而依托龙大集团的农业企业，许多村民从事餐饮、商业、运输等第三产业。城镇的南北主道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商业街，供排水系统、马路、公共设施、娱乐场所等都一应俱全。

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副会长王广宁表示，近年来一些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快的地区，农民成立了农机专业化服务企业。这些企业的农民经过职业培训后，集中使用农机为农户服务并收取费用。这些具有不同专业化分工特点的农业企业和农业服务企业集中到一起，就形成了具有一定产业结构的城镇。

山东省长岛县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山东省长岛县原来的海产捕捞业和养殖业都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生产效率很难提高。近几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长岛县出现了大量专业化、规模化的企业。一些企业专门投资从事近海养殖；一些企业专门出租出海渔船和捕捞设备；还有企业有意投资兴建风力发电站。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使长岛县发展了独具特色的龙头农业企业和农业服务企业，并通过企业优势互补聚合形成了一些集海产品养殖、捕捞、机械、旅游等多种产业为一体的新兴城镇。

美国得克萨斯州地区性农业企业发展中心主任洛克向记者介绍说，得克萨斯州作为美国的主要产粮地区，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就是按照农业产业化带动农村城市化的方式发展的。其间主要有两项政策，一个是种植鼓励计划。农户耕种的土地越多，享受的各项补贴额度就越大，相应的资金、保险的支持程度就越高。另一个是农业企业促进计划。政府同时鼓励建设专业性强的农产品加工和深加工企业，在得州从事农产品加工的企业同样可以在销售环节上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在这两项政策的影响下，相当多的农户都将土地卖出，用获得的钱投资兴办农业加工企业。而购买了别人土地的农户则通过大规模的机械化耕作，降低了农产品生产的单位成本。最终，随着农业企业种类和层次的增多，形成了一个个以产业链为纽带的城镇，并逐步融汇成为以农业为基础产业的城市群。

专家指出，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城镇化，将改变农村居民的生存方式，大大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城镇化”与“产业化”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石。

下篇：农民市民化

生存方式的提升缩小城乡差别

解决“三农”问题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随着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国农民将通过两条途径成为市民。进入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以产业工人的身份在城市安家落户；更大量的农民则在自然村落逐步向城镇聚合或转变的过程中，以农村各类企业职工的身份在家乡过上市民生活。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中国农学会副秘书长陈建华认为，这从根本上明确了城镇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身份定位，保障了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农民工在城镇工作，集中在商业、建筑、餐饮等行业。通过在非农产业劳动换取报酬，实际上已经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

美中商业贸易委员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约瑟芬里克指出，随着中国农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农村必然会出现大量农业加工和服务性企业，同时，更有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为离开土地的农民提供社会保障是一个关键问题。目前相当多的中国农民是在干城镇工人的工作，却无法将自己的生活方式转变成城市的生活方式，在城市没有“家”，是城市里的“农民”。他说，从身份上说，不该有农村人和城镇人之分，而应把所有的劳动者都看成产业工人，其中一部分从事农业生产，一部分从事工业生产，另外一部分从事服务业工作。全社会的劳动者只有分工的区别，都可以享受社会福利和保障。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王思斌认为，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具体政策，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入城镇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简化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的各种手续，防止变换手法向进城就业农民及用工单位乱收费。要加快解决及时兑现进城就业农民工资、劳动条件差、子女入学等问题，并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还有专家指出，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过大，因此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郑功成教授提出，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也是推动农村城镇化的重要环节。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长期以城镇居民为主，农民较少受惠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近些年来，农村不仅未能像城市一样确立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且以往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已基本解体。如果不尽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业企业的大量出现就不可能，农民更不愿意离开赖以为生并有“最后保险”意义的土地。

有关研究预测，到２０３０年，中国农村人口中６５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１７．３９％，而城镇的同一指标为１３．１％。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同时，农村的家庭保障功能也因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子女外出务工而持续削弱。有关专家建议，要分类分层解决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具体内容包括通过加快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进程，逐步实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体化，消除济贫政策中的身份歧视；完善乡村救灾制度；分类建立医疗保障制度，包括医疗社会保险、合作医疗，以及必要的乡村医疗救助；发展多种形式的民间扶贫济困活动，将乡村慈善公益事业作为重要的补充保障机制，并根据农村居民的需要和保险市场的竞争发展，推动农村商业保险的发展。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在一些地方，进入企业工作的农民在离开土地的同时就地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例如，四川成都农村已经开始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努力使大量失地农民参加社保、医保。根据规定，成都农村进入企业的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标准，将参照城市养老保险办法执行。当地有关部门还预计，到２００７年，成都城市化率将达到４２％，大量农民将以产业工人的身份成为市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宋泓博士提出，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还将改变农民的收入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无论是进城务工的城市产业工人，还是不离土不离乡的农业产业工人，都将通过工资的形式领取劳动报酬，通过商业环节采购生活资料，通过城镇基础设施享受市民生活的权利。比如，农民可以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有偿流转获取相应的择业资本，农业工人不必一家一户卖粮卖菜承担市场风险，生产效率和收益的提高换来消费水平的提高，粮、肉、菜等生活必需品实现商品化，子女入托入学、有病就医以及养老方面，依靠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一句话，要让农民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以浙江省平湖市为例。这里近年先后吸引外资、民资和各类工商资本近３亿元，创办了许多涵盖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诸环节的农业企业。大量农业企业促使农村聚合发展成为城镇，平湖２８６个行政村撤并到了１３８个，城镇化水平提高到４３％。同时，在这些新兴城镇还建立了劳务市场体系，农民通过劳务市场得到技能培训，通过就业服务进入农业企业，领取工资并进行各种生活消费。此外，平湖还建立了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村各类经济组织、农业企业、个体农民工商户统一纳入养老保险范畴，并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农民进入养老保险。

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是一个伴随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艰巨的历史过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农业增长方式将发生根本转变，农村产业结构将日益趋于优化。而２０多年前曾经创造奇迹的中国农民，将全面享受中国公民的权利，并将再次创造从生产到生活的飞跃，书写解决“三农”问题的历史。作者：王海征张心松

申论热点：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初探

摘要：城市农民工已经日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规模巨大的特殊社会群体。他们为城市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却一直无人问津。这不仅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也不利有“三农问题”的解决。因此，从建立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实意义以及具体制度的设计方面，对城市农民工这个特殊社会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探讨是必要的。

关键词：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城市化初探

一、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

城市农民工（以下简称“农民工”）是指在城镇中务工的具有农村户口身份的劳动者。他们为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却游离在城市和农村的边缘，得不到基本的身份认同，长期以来被无情地拒之社会保障的大门之外。从失业保障方面看，城市居民在失业期间有失业补助，而农民工却没有，他们在失业期间多是*积蓄，或向他人借钱维持生计，也有一部分人不得不重回农村老家。从医疗方面看，很多农民工生病以后仗着年轻、身体好、硬挺着而不去医院看病；遇到不得不看的病，绝大部分也只能是自费，用工单位通常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只垫付很小一部分费用。从住房方面看，农民工是无法享受福利分房或在政府提供补贴的情形下购买商品房的。他们一般都合伙租住于城乡结合部的农居点，建筑工人往往住在工地附近的工棚里。农民工居住点大都拥挤不堪，采光和通风条件较差，通常是城市的卫生死角。另外，像养老保险、工伤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就更不必提及。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目前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近乎缺失的。

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1）农民工在城镇的边缘性社会地位是其社会保障严重滞后的根本原因。正处在转型加速期的中国社会仍带有明显的二元特征，附着了太多利益的户口仍在发挥着作用。没有城镇户口就不能平等地享受到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不是城镇职工就不能平等地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待遇（尽管这种体制具有过渡性），正是这些结构性的制度安排使农民工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而成为边缘群体，也正是这种边缘性的社会地位使其难以享受社会保障权益。（2）社会保障立法不健全，政府及社会重视程度不够。我国尽管在1998年以来就建立了城镇职工养老、医疗保险的相关法律，但关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没有相应的立法。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使他们的社会保障工作难以实现强制性原则。同时很多城市把眼光着眼于地区利益，为解决城市居民就业问题，对农民工频频设卡，不重视、不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更不用说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了。部分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业主对社会保险缺乏正确认识，错误地认为参保是加重企业负担，瞒报应参保人数。（3）农民工自身社会保障意识较差，这在一定程度上缓释了问题的紧迫性。农民工对于用人单位和自身参保持无所谓的态度，其理由主要有：缴纳保险费减少了现金收入；担心将来社会保障没有“保障”；怕失去工作机会而不敢向用人单位争取社会保障权利等。（4）一些思想观念客观上阻碍了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问题的解决。这些观点认为目前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时机不成熟；农民工仍与土地保持着一定的权属关系，土地可以做其生存保障的兜底性载体；农民工流动性强，农民工在跨省、跨县市流动就业时，也因为各地标准不统一而使社会保障转移的实践可操作性很差等等。（5）资金问题也是农民工社会保障迟迟没有提上日程的客观原因之一。近几年，国家和政府集中精力与财力加强城镇社会保障改革与建设，以确保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但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仍旧陷入资金困境。随着越来越多的下岗人员走出再就业中心以及企业的继续裁员，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越来越多，支出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当城镇社会保障制度运行受到资金限制时，若再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考虑在制度范围内，必然要面临更为严重的资金困难。

二、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实意义

(一)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笔者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主要措施就是把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由于当前农业收入增长缓慢，农民工希望在城市中通过非农产业劳动增加收入，正如此他们与城镇居民一样也面临失业、工伤、职业病等相同的风险。如果我们没有建立与其风险相适应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迫于生计，进城农民就无法摆脱对土地的天然眷恋，那么在每人都拥有一份土地的情形下，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和现代化将遥遥无期。从长远角度看，这不利于“三农问题”的尽快解决。

（二）实现社会公平、维护城市社会稳定的需要

市场根据经济效率向生产要素供给者提供报酬，要促使经济效率增长，就必须使报酬有差别，这种差别不仅是客观的，并且差别本身是经济运行的动力。但这种差别必须有一个度，就是不能危害社会公平，即经济效率得兼顾公平。农民工对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拉动内需，做出很大的贡献，同时又转移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缩小了城乡差距。可以说，农民工已深化成一种强大的改革力量，推动了中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的改革不断深入和发展，提高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总效率。但我们也要看到，大多的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另外，农民工容易在遇到生活风险时铤而走险，成为城市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在城市遭受到“非国民待遇”，特别是社会保障的严重滞后乃至缺失是诱发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失范的根源。农民工从事着苦、累、脏、险职业或工种，但他们却处于都市的“边缘化”生存状态，这往往容易使农民工萌生对城市文明和城里人的反感情绪，这种情绪从积累到宣泄，则构成了城市不稳定的诱因。因此，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给予农民工正当的社会认可和人文关怀，不仅有利于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还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少社会动荡的因素，维护社会的稳定运行。

（三）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的需要

城市化是指一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人口、产业（或资本）不断从农村向城市集聚，城市数量越来越多，城市人口越来越多的过程。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在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下，在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一直停滞不前，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呈现出“工业国家，农村社会”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处于快速发展期。城市化水平从1990年的18.96%提高到2000年的36.1%，但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仍相差甚远。城市化滞后引起或加剧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如农民收入过低和增长乏力、就业压力大等，在很大程度上均与城市化滞后有关。而提高城市化水平最重要的实际措施之一就是建立面向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但由于前述种种原因他们至今尚未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加上其他因素，致使农民工仍然处于流动状态，从而严重阻碍了我国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根据有关专家预计到2010年及21世纪中叶我国城市化水平将分别达到45%和65%。笔者认为，如果没有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这些目标是很难顺利实现的。

（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长期目标的需要

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还相当狭窄，这很难体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要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就必须建立城乡统一的一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长期的发展目标。此目标虽然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但近期多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可作为一种过渡。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农民工这一日益庞大的社会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考虑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必要的。从长远来看，既能减少未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阻力与成本，又不会扭曲迈向城乡一元化社会保障目标的路径。

三、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建构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设计

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处于流动不居的状态，加之所从事职业也各具特色，因此在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时，不应采取一刀切的办法，而应该采取分类分层的保障办法。根据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特点及流动程度不同，可将农民工大致分为两类：1有雇主且职业稳定、有固定收入的农民工。此类农民工绝大部分已在城市生活多年，市民化程度较高；2有雇主但职业不稳定、也无固定收入或者无雇主的农民工。此类农民工一般流动性较强，市民化程度较低。对于第一类农民工其社会保障项目的设置，及经费筹集方式均可与城镇居民相同。对于后一类农民工，由于其流动性较强，因此，对他们应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

1.工伤保障制度

从层出不穷的农民工工伤事故到规模惊人的农民工职业病群体，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数不清的劳资纠纷，均决定了针对农民工的工伤保障制度应当作为我国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项目尽快得到确立，这也是几乎所有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普遍优先考虑的保障项目。根据我国1996年10月1日开始实行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及其职工必须遵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笔者认为这里的“职工”也应当包括企业中非固定工和合同工的农民工。因为其一，我国当前的工伤保险制度实行用人单位单方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用人单位无论对工伤是否有过错，都应当全部负责受伤害职工的经济损失，这既不能在合同中约定减免，也不能以受伤害职工有过失而推却。这种建立在劳动法上的工伤赔偿机制，应当对所有劳动者都发生作用，而不能仅保障城市职工而排除农民工。其二，在工伤发生的高频率下，受支付能力限制，国家在立法上提出了强制保险要求，即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以投办保险方式或兼用投办保险和直接支付的方式承担对工伤职工的全部赔偿责任，并且承担全部保险费的缴纳义务。而且工伤保险项目不存在诸如养老保险之类的个人帐户积累与接转问题，成本也不高，在实践中亦于操作。因此考究立法原意，农民工是应当在工伤保险之列的，然而在具体执行中却往往发生偏差，将农民工排斥在外。作为一种职业风险的分散机制，笔者认为这里农民工无需按本文上面所述的分类，而应当由用人单位按照普遍性的原则全部参加工伤保险。

2.医疗保障制度

笔者认为对于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首先应按本文前述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对于第一类农民工，由于他们市民化程度高，可以参加当地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而对第二类农民工，可让其参加专为农民工设立的医疗保险基金。具体而言，首先该医疗基金有个缴费的底线，所有农民工都要按此标准缴纳，按此层次享受的待遇为基本医疗待遇。如果该农民工有特殊的要求，需要更高的保障，可以多缴费参加大病统筹，这部分多缴的费用纳入民工的个人帐户。到发生医疗支出的时候，缴费多的农民工享受的待遇要比仅缴纳最低缴费额的民工要高。而具体高多少需要由当地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办法。其次，农民工也可根据在当地的服务年限享受有差别的医疗保障待遇。例如农民工在某地劳动时间越长，其享受的保障待遇越高，反之相反。

3.失业保障制度

对于农民工的失业保障，笔者首先认为也应按本文前述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农民工从进人城市开始就要登记，缴纳较低的保险费。在确定工作之后，用人单位向专为农民工设立的失业保险基金缴费，同时农民工转而缴纳相对较高的失业保险费。如果农民工职业稳定、有固定收入达到一定年限，即成为第一类农民工，则可以参加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同时将已在农民工专门的失业保险基金中享有的份额转人城镇失业保险基金中。农民工失业以后，如果在失业保险年限内可以由社会保险管理机构按月或按季度统一发放失业保险金；如果民工选择回农村，可以一次性返还基金中可返还的数额。其次，有学者建议由有关部门实施“公共劳动”形式的农民工“失业保障”机制，给他们提供公共劳动机会，同时也将比较散乱的农民工纳入一定管理体系。笔者认为这种失业保障机制对农民工而言是个很有益的设想，可行性颇高。我国目前公共服务很不健全，从市政景观来看，街道上尘土飞扬、垃圾堆积、铺面不洁，城市环卫劳力十分有限；然而同时大量年轻力壮的失业农民工四处游荡、无所适从。如果由有关部门组织他们参加公共服务型的劳动不仅可以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还能发挥“社会安全阀”的特殊保障功能。

4.养老保障制度

对于第一类农民工，应该将他们纳入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其养老保险的缴纳办法可以视同于城镇职工，即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得低于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工工资总额的20％，个人缴纳部分一般不低于本人工资的7－8％。对于第二类农民工，则可以设计一种过渡性的方案，比如制定一定范围内不同档次的缴费率供农民工自愿选择，同时规定凡雇佣农民工的企业必须根据农民工自愿选择的缴费率而缴纳相应档次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对于进入城市从事经营性的自雇性农民则可以参照城镇个体工商户的保障制度安排。

（二）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配套机制建设

1.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基金筹集机制

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同城镇劳动者社会保障一样，都面临着基金短缺的难题。特别是农民工社会保障起步晚，其基金缺口会更大。农民工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应该开辟新思路。首先，运用税收优惠政策激励和支持用人单位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费。例如，规定企事业单位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可在税前列支，还可按其缴费额度确定减免税的年限和比例。其次，对完全市民化的农民工，实行承包土地转让制度，将其转让收入全部或部分纳入农民工社会保险基金，并折算成本人一定年限的个人帐户积累额。这既可以农民工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的积累，又可以促进农村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对于其他农民工，我们从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的角度来看，把农业税改为农民社会保障税，并将其收入转入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和农民工社会保障基金。最后，在农民工输入城市与农民工输出地区建立一种横向的财政支付制度。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为城市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他们享受城市公共产品的份额缺明显低于城市居民。为此，建立这种财政支付制度可以看作是城市对农民工的补偿。此种财政转移支付占该市财政收入的比例应当依来源于财政转移支付接受地的农民工总数占该市总劳动力的比例来确定，对于这种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应当全部进入财政支付接受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和农民工社会保障基金。

2.建立农民工工会组织

在现今的中国，同样是劳工阶层，城市居民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组织——工会，来保障和维护其合法权益，但身份尴尬的城市农民工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组织，他们依法结社的宪法权利被无情的剥夺了。因此，为了让农民工阶层的利益诉求能够通过合法的、制度性的管道加以聚合和表达，充分维护农民工社会保障利益和其他合法利益，笔者建议在城市中按照街道设立农民工工会，该工会主要负责本街道辖区内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工作：首先，对本辖区的农民工实行登记，按照前文的标准进行分类，并对这些登记数据实行网络化管理，这是确保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可操作性的一个前提。其次，在农民工工会中配备农民工社会保障巡视员，负责处理农民工社会保障事宜，充分发挥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监督作用；敦促用工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为陷入劳务纠纷的农民工联系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服务机构，提供法律援助，帮助农民工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其社会保障利益。最后，农民工工会应当是失业农民工从事社会“公共劳动”的管理机构，当农民工失业时，工会组织应该根据该农民工自身条件为其提供或介绍从事城市社会公共劳动的机会。

3.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异地转移机制

农民工流动性大，特别是有回乡务农的可能性，因此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异地转移成为一大操作难题。在如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完全建立的情形下，农民工的保险无法向农村转移。如果不转移，农民工社会保障就无法连续，农民工只能在终止、解除劳动关系或离开原就业地时，用一次性领取的方式来享受其社会保障待遇。这实际上根本起不到社会保障作用，所以现阶段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异地转移机制是必要的。笔者认为欲使异地转移机制具有可操作性，必须充分发挥农民工工会组织的作用。初步设想城乡间的转移有农民工工会组织与农民工原农村住所地的县级或乡镇级社会保障机构共同操作，城城间的转移机制有两城市间农民工工会组织共同操作。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异地转移机制必将遇到很多现实困难，不可一蹴而就，应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循序渐进。但是笔者最后强调一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异地转移机制只是暂时、过渡性的，其必将被一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所替代。

申论热点：大学生网络色情犯罪问题！

中国的黄色网络有着令人尴尬的“中国特色”，欧美网络色情犯罪主要是为数不少的娈童癖将其当成交易场所，群体直指道德缺陷的人群。而中国的网络黄色的犯案群体集中于在校或刚毕业的大学生中，他们这样做的动

因似乎很难简单地用道德缺失来解释。

网上扫黄”不是一个什么新词，但从这个炎热的夏天开始这个词又开始热了起来。这至少与两件事情有关，今年6月，针对互联网上日渐泛滥的暴力、色情信息，公安部、信息产业部等部门，在各种相关法规并不健全完善的情况下，联合采取了一场大规模的行业整肃——很多人因此联想到了21年前的那场意义深远的“严打”。但由于这次整肃是在一个特殊环境里进行的，因此，网络这一行业的内部环境治理问题也相应提到了一个非常迫切的日程上。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消息是，9月，一个由具有浓郁电信背景的宽带娱乐网站21CN率先发起的，旨在净化“网络小环境”的清洁运动也随之开展起来。令人头疼的一些包括色情信息在内的难以界定性质的不良信息、给正常浏览网站带来极大干扰的大量网络广告等，均被列入围剿和扫荡的黑名单。

这看来都是些不错的好消息。但随着“网上扫黄”的深入，人们注意到了一个很难让人感到振奋的现象，那就是，在目前所破获的数十起重大的网络涉黄案中，涉案犯罪的大多是高校在读或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据悉，自该项行动开展以来，浙江各级检察机关批捕、起诉及法院审理的案件已有21起，其中80%以上的嫌犯均系大学毕业生或高校在读生。中国网络扫黄的这一初期结果，的确出乎所有人意料，到底是什么构成了中国网络色情的驱动力？

大学生制造中国网络色情？

8名被告刚被带进法庭，旁听席上便发生一阵小小的骚动：“怎么都是些孩子啊？”

10月3日，武汉最大的色情网站“武汉交友俱乐部”网络涉黄案，在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进行了公开审理。案犯除了3名是上世纪70年代出生外，其余5名均为80年代出生的孩子，据法庭后来公布的消息，涉案犯罪嫌疑人平均年龄24岁，最大的32岁，最小的是一位18岁的在校大学生。令人诧异的是，案犯们平时都是通过网上QQ交流，彼此姓名都不清楚，对于其中的多数人来说，这次庭审也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当地媒体报道称，许多案犯曾是大学的高材生，案犯之一黄啸宇，案发前还曾是南京某著名高校计算机协会主席。这是一个看上去很阳光的男孩，眉宇间还不时露出灿烂的笑容；庭上辩论时，常常滔滔不绝地给法官们解释专业问题。现在他只能在监狱里度过他即将到来的21岁生日。这起全国首例利用境外服务器传播淫秽电子信息案的8名成员，分别被判处拘役4个月和1年零8个月等刑期。

在此之前，9月29日，厦门宣判了全国开展打击淫秽色情网站专项行动以来破获的第一起“黄网”案，这是厦门市第一起追究刑事责任的网上传播淫秽信息案，案犯是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邓一尘。而9月28日，杭州市中级法院宣判了一起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正在高校就读的大三学生谢某成为浙江自开展专项行动以来被判刑的第一人。

牛仔裤、条纹衬衣外加羊毛背心、板寸头，站在法庭上的黄啸宇依旧一副典型的校园时尚小男生打扮。案发前，黄曾用“虎精呵呵”的网名张贴大量含色情内容的帖子，其中包括图片196幅，视频链接32个，文章27篇，查看人数共计4700人次。而这一切，只因为“好玩”，因为“想拥有更高的级别，浏览更多的内容”，并且又可以挣到一点钱。办案检察官是个中年人，他不无惋惜地告诉记者，黄啸宇对自己非法链接淫秽色情网站的行为供认不讳，但是，他从没有想到违法，甚至庭审中，他还请求法官给予机会，以为审完了就可以回家。

由于精通计算机网络知识，两年前，黄啸宇通过网络结识了一名加拿大人，从此做起了中介，帮助其出卖网络虚拟空间。黄啸宇通过QQ与网友徐飞全结识后，将加拿大人手里的虚拟空间以每月50元的价格转手卖给徐100兆空间，并帮助其进行网络维护。今年4月，徐飞全的网站重建时，黄啸宇发现上面有淫秽信息，当时“愣了一下”，但没有太在意。不久发现实际上这个网站就是色情网站，这才开始着急了，立即与加拿大人联系，得到答复“在美国这是合法的”，考虑到国内不少网站为提高访问量都有类似行为，自己就没有坚持要求将这一网站关闭。8月16日，黄在招商银行取出了最后50元的“中介费”，至此，他一共从中获得200元人民币。为此，他付出的是4个月拘役的代价。

刚被厦门法院判刑的邓一尘，今年7月初刚刚毕业于某大学计算机及应用专业。5月，他从学校回家复习公务员考试期间，以每年1500元的价格向某空间商租用了1.5G虚拟空间，并以140元购买www.girlfriend.com.cn的域名。为了“学到更多制作网站的方法”，6月28日，邓一尘从该虚拟空间分离出100M，制作了“女朋友娱乐城”网站；此后，为了吸引网民访问他的网站，他分别以“admin”、“boy”的名字在网站上发布一些色情图片、小说、电影。这个网站“经营”不到15天便“寿终正寝”。2004年7月13日，公安机关根据线索在漳州平和将邓一尘抓获归案。经鉴定，“女朋友娱乐城”网站共提供了淫秽图片38张、小说51篇、视频文件66个；截至7月13日，这些淫秽电子信息实际被点击数达25180人次，注册会员则达731个。

和黄啸宇单纯地觉得“发布黄色信息只是网络为提高访问量所采用的常规手段，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一幼稚想法一样，邓一尘的想法也“很简单”：“我的网站不以赢利为目的。只是觉得好玩，寻求刺激，网站人气高有一种成就感。我想全世界网络爱好者建网站都是这么想的。”不过，不可否认的是，网站的建立使他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而这对刚踏出校门的大学生无疑有着一定的吸引力。

在邓一尘这个案子破获不久，厦门一名19岁女大学生洪某自刻“黄碟”网上叫卖也被抓获。洪某是某大学外语系02级学生，因家中贫困，从去年起她就“很争气”地没有再向家里伸手要钱，她要“自己想办法谋生”。为此她经常旷课。起初，她刻录一些卡通光盘出售，后来很多人提议她卖一些“刺激点的”，于是，她开始刻录黄色光盘。2003年1月，当她还是大一学生的时候，就在杭州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办的“QQ驿站”上注册了一个网上商店，专门销售淫秽光碟、发布销售信息；同时，她还在网上征集“会员”，以“会员制”招徕“顾客”，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市公安局网安处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掌握了洪某的犯罪证据，在马巷派出所配合下突袭了她的住处，查获已刻好的淫秽光碟2470张、空白光碟270张及大量作案工具。案发后，洪某被学校勒令退学。

在中国拥有相关技术又热切需要钱花的是大学生，而缺乏责任意识和法律观念的也是大学生，作为知识的拥有者他们拥有犯罪的能力，而中国大学的学费和国民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的不成比例往往很容易使得大学生手头拮据、负担沉重，特别是贫困生和刚走出校园的学生，这就让他们有了利用自己所学专业技术犯罪的动机。

虚拟世界的突然获罪

“性总是最好的卖点。”美国在争论是否要禁止网络色情时，拉里•佛林特的哈斯特勒公司的公关部主管这样说。

还原到中国来看，全国网络色情的犯罪者大部分都是追求关注点，不同的是，有的把他换成钱，而黄啸宇、邓一尘们虽然不是直奔金钱而来，但在获得一种心理的满足的同时，获得额外收入无疑是最直接的推动力。黄是在毫无防备意识的情况下被背后那个来自加拿大的色情经济链推着走，而邓在面对网络时也根本没有“底线”概念，“我以为只是好玩而已”，好玩又可以顺带挣点钱，突破他的心理底线看似非常简单——很多其他网站都做了，而且网络是虚拟的，虚拟的网络需要负责任这是他所预想不到的。

专家指出，人最重要的活动平台是社会，社会是由一系列的责任构成严密的结构，而网络的出现使得人能够以另一个虚拟的身份活动，“谁也不知道你是一条狗”，恐怕就是网络这一特点的真实写照。网络心理学认为，网络上的人际沟通与现实的人际沟通相比有很大的差异，在网上，人们往往忽视地位、性别、外表、国籍、口音等所谓社会线索。由于社会线索的缺失，网络人际交往被称为“只爱陌生人”的交往，网络社会也成了陌生人社会，从心理学角度说，陌生社会往往使人容易放纵，而网络的速效便利，使得一些欲望原本只在想的范畴却轻而易举地冲动到网上，就像许多人日常生活中循规蹈矩，而在网络中随便“我亲了你一下”不觉得有什么不妥。香港大学一项调查发现，在169名使用ICQ的青少年受访者中，80%的人表示曾与ICQ异性朋友约会，当中10.8%的人曾与对方发生性行为。不能不说是个佐证。

正是因为网络所具有的高度虚拟化、模糊化特征对人的道德要求的弱化，也正因为网络自由容易引诱人的欲求，使不谙世事的黄啸宇们太过容易突破道德底线，这可能是网络最危险的地方了。不过，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中国网络的发展在初期过于强调的是其技术价值，而其道德及法律考究来得“太过突然”。事实上，扫黄以来媒体报道出来的大学生色情网络获罪案例中，许多大学生表示对整顿的严厉性并不知情。

“这次有点突然，或许先该教育，普及信息再动手抓人。”某位检查官解释了他觉得惋惜的原因。

在采访中，记者听到一种解释：大学生们是被推着走的，他们背后的推手就是一条无形的网络经济链条。的确，对于刚刚兴起的网络而言，色情无疑是其最大的卖点，而这一卖点背后就是巨大的商业利益。几乎所有黄色网站都是收费的，无论是交友俱乐部、观赏色情电影，还是在线“性交流”，都通过手机或特制的收费卡买“点”结算。各网站“点”的金额各有不同，运作模式也不尽相同。据业内人士推算，一个同时在线人数5000人的色情网站，每月收入至少有数十万元。

这些没有合法注册登记的色情网站，多数只申请一个域名，然后把网站或网页挂在别人的服务器上，有的隐身链接在门户网站上，通过贩卖广告和从事相关商业活动，这些个人网站高的月收入可达几十万元。而另一面，为了延伸产业链，相当一部分门户网站纷纷发展自己的网络或短信联盟，依靠这些中小网站，最大范围地推广自己的信息服务。这些门户网站按月与个人网站分成收益，比例从20%到60%不等。门户网站这样的行为必然助长色情网站的气焰，也难怪有人愤怒地说“中国几大门户网站，就是几大黄窝！”显然偏激的言辞，也从某个方面道出了一些无奈的事实。

据公安部最近公布的几个案例来看，中国的色情网络的参与者大都为利益所驱动，说到底，网络只是平台，动因却是利益——商业利益，大学生则充当了利益或者间接的受害者，尤其令人心寒的是，个别电信运营机构和金融单位为了自己发展业务，不仅对淫秽色情内容装聋作哑，不闻不问，有的反而为其提供结算上的方便，客观上充当了色情网站的帮凶与靠山，俨然是色情网站的“技术支持”。

不过，罪魁或许不仅仅是商业利益，有怎么样的卖点，就有怎么样的制造者和经营者，博客中国在打起反黄第一面旗时候出现的一名攻击者的留言耐人寻味：别以为你们能同全社会的黑社会作对。而相比之下，21CN则在其发动的网络速清运动中，强调了网站自身的“自律”与“规范”，尽管有人怀疑这种做法的有效性，但作为网络行业积极姿态的体现，无疑是一个好的开始。身为总裁，张颖对21CN作为一个宽带娱乐媒体和网络广告经营之间的关系有着自己的理解。他对记者说：“做娱乐网站并非一定要走色情线路，恰恰相反，清新健康的宽带娱乐给网民们带来的是更纯粹的快感，也使网络媒体更具有长久生命力。”网站内容进行“视界净化”的同时，也对业务经营方面进行了“自清运动”，如重新审核了其宽带影视的内容、规范了业务项目、进一步杜绝外界通过其邮箱进行色情信息的传播以及利用垃圾邮件网络营销等。

危险的是色情，是网络，还是其他？

中国的网络扫黄运动序曲开始于2003年12月8日，那一天中国互联网协会成立了新闻信息服务工作委员会，展开在2004年6月10日，该委员会正式建立了“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该委员会成立以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举报中心仅开通3天，访问量就达到400万次／天。通过举报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十分严重，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随即，有14个部门参与的全国打击淫秽色情网站专项行动迅速展开。经核查，共整理出色情网站线索4031条，“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受理举报线索49000多条。北京、河北、广东、四川等18个省市共破获淫秽色情网站刑事案件188起，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329名，关闭淫秽色情网站近700个。

这场被相关媒体称之为“人民战争式的阶段性围剿”还在火速升级。先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以牟利为目的，利用互联网、手机、IVR语音信息平台进行制黄、贩黄的行为做出了明确的司法定义和相关处罚规定。该司法解释甚至直接规定，转发200条带有色情内容的信息最高可判3年刑期。

接下来的一些具体执行操作手法甚至已经发展到了可能引起争议的地步。9月初，在火车站入站口的行李安全检查旁，吉林通化警方增加了搜查个人携带的笔记本电脑这一项，凡是发现硬盘内有所谓色情图片的至少罚款2000元人民币。

这项被一些网民称之为“入门搜包查电脑”之举措，其法理依据据说来自中国公安部1997年12月30日颁布的“33号令”，即“计算机网络国际互联网安全管理保护办法”的第5条第6款。按照中国公安部制定的这一行政法规，查阅与制作、传播、复制色情网页是违法行为。

从目前制定的相关网络政策措施上看，我国把网络色情的目标定准黄色，并且着意强化了其道德属性。而正是这种“道德定位”指向，引起了不少民众甚至法律人士的质疑，有专家指出，我国现有的针对网络色情的相关管制条例，在很大程度上，打着的是道德旗帜进行清扫，立法在道德上，立案也在道德上。而事实却是，当法律试图去规范道德，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在美国，人们常说的“你不能为道德立法”，恰恰是那些色情业经营者一个口头上的护身符。与中国的情况没什么不同的是，对美国政府而言，网络色情泛滥最大的受害者是青少年，所以必须加以管制。但是又不得因为保护青少年免于接触色情，而限制了成年人的言论和阅读自由，这才是让美国高等法院头疼的一件事情。因此才会有国会几次限制网络色情法案被否决的情况发生。此外，色情在美国法律中的定义至今也是暧昧不清。可能只有前高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的名言“吾见之吾知之”(IknowitwhenIseeit)最传神。关于色情对成年人和社会到底造成多少危害，也是未可知的事情——至少在取证上有很大的技术难度。

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研究所副所长何兵博士对记者表示，警方不应干预网民在家浏览黄色网站这一没有公共危害的行为。但对此持有不同看法的人士则认为，即使这一行为没有直接产生公共危害，但其所造成的不良间接影响也不容忽视。

中国网络色情问题，色情仅仅是个卖点，是个噱头，而网络也只是个平台，如果找不准真正问题的核心，眼下这场声势浩大的网上扫黄运动，总不免让人担心会不会像夜市看到的情景：城管车队浩浩荡荡而来，街头商贩仓皇逃窜，于是夜市冷冷清清；城管车队呼啸而去，街头商贩各回其位，于是夜市恢复热闹，生意依然红火。

申论热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基础教育改革？

据11月4日《新京报》报道，上海市所有小学将在全国率先取消期中考试。根据上海市教委二期课改的统一要求，小学一、二年级的各学科都将全部取消期中考试，而三到五年级则在取消期中考试的同时引入考查方式去评价学生。

笔者认为，尽管取消期中考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学生负担，但是，作为教学反馈的重要手段，期中考试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积极功能是不容轻易抹杀的，比如它可以集中检测半个学期教学质量，有利于学生了解自身学习情况，有利于教师了解学生学的情况和自己教的问题。而如果取消期中考试，不仅抹杀了上述功能，而且实际上也把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期末，因此并不能真正减轻学生负担。

说实话，这种所谓的教育改革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有一种为了改革创新而把孩子和洗澡水一块抛出去的感觉。对此，似乎不值得一说。但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近来一些地方颇为欣赏和热中于搞这种所谓人性和创新的行为。就在不久前，还是上海市，竟然专门立法规定“教师不得公布学生的考试成绩名次”。对于这种立法，社会很多人都明确认为不妥，认为这是对挫折教育的抛弃，认为这是对现代学生的刻意纵容和虚假的人性化关怀。而笔者不仅非常认同这种说法，更是倾向于认为，上述两则事情看起来分散，但实际上却已经充分说明我们的某些基层教育改革已经和正在走入种种误区。

近年来，一些学校为了自己的继续和扩大发展，为了争夺社会、家长以及学生本身的好评，纷纷采取了一些措施和手段，对以前基础教育领域存在的一些弊病进行了积极地改革。应该承认，这种对存在问题的教学机制进行人性化改革是必要的，对中小学学生进行减负也是必要的，但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改革都必须坚持一些最为基本的底线，不能为了创新而把原来合理的基本框架都抛弃了。如果在所谓的人性化和锐意创新的旗帜下，放弃一些必要的教育程序和内容，放弃必要的责任和义务，那么只能培养出一些存在各种人格缺陷的现代怪物。

我们已经看到，在一些家庭和学校，正是由于相对缺乏必要的挫折教育和正常的人格教育，正是由于各方面日益纷纷降低甚至没有要求，如今不少的中小学生正在日益变得娇贵，正在日益变得骄横跋扈，正在日益变得自私、自利；我们已经看到，媒体不断披露的那些“小皇帝”干出的一些事情，确实让人心寒和失望。

对于这种已经出现的教育改革误区，我们显然不能任由其发展下去，需要有关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纠正。所幸的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北京市以及其他地方城市也在搞上海市这样的伪人性化教育改革；所幸的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都已意识到，培养人格和心理正常、合格的学生和子女，不仅是地方、学校和家庭、个人的事情，也是社会和国家乃至世界的事情。因为社会、国家和世界最需要的，首先是一个人格、心理正常、健康的人，而不是在温室里精心呵护出来的不能经风雨的纸花。

申论热点：拆违章建筑应拆出什么精神？

最近，南京正在打拆违战。违章建筑受到空前“重视”，大到政府建筑，小到百姓门面，拆字当头，也拆出几分精神，这几分精神往具体里说叫“顾全大局”，往抽象里说是热爱城市、热爱规划，如果再加以一番渲染，与爱国精神倒也差不离了。

手头一篇报道，用“爱国精神”来套其主人公，大约也不过分：一个身患绝症，靠出租门面房来维系全家生活的患者杨立金，在南京市建邺区茶南３号路大拆违活动中，率先在拆违通知单上签了名。当地“违建居民”受到触动，纷纷效仿，自动拆除违建。这是昨日记者在建邺区茶南３号路拆违现场目睹的感人一幕。(据８月２３日《江南时报》报道)

记者觉得此事感人，建邺区滨湖街道周副主任更是含着泪水向记者讲述了杨立金“舍小家，顾大家”的感人事迹。

一个被贫穷、病痛折磨得“气喘吁吁”的家庭，违建所带来的租赁收入成为其“活命”的关键，连这个依靠都舍弃了，杨立金的确可敬可佩，从连日来扑天盖地的新闻报道来看，此事说明，政府的宣传鼓动工作做的好，也说明，百姓是多么善良、淳朴。而从眼前这则报道，我们还可以得出结论，政府和百姓交心，百姓不仅会掏出心来，甚至连命……

不忍联想下去，是因为，百姓疾苦是政府在百姓做出巨大牺牲之后首应关切的焦点——以后，他们的生存怎么办？我不以为，拆出爱国家、爱城市的“精神平台”就值得欢呼雀跃，就值得志得意满，就值得构思一个领导感到满意的总结报告……总之，感动匆匆，画句号也匆匆（这是有过先例的），这不是我们所要看到的——我们“安排”了杨立金的生存现状，结局却是一句从生存成本上看基本上是无足轻重的感喟。

违建由来已久。反思违建的“发展史”，当然必不可少。在我看来，一味责怪杨立金们私搭违建不妥，但一味拔高他们的精神境界，或许也不是很科学。我们最该反思的是为什么杨立金要靠搭违建租门面活着，而这往往是一种现象。

从最浅薄的层次来加以分析，我觉得杨立金们是受到了一种社会现象的暗示：搭违建马上可以改变经济状况——我们假设这种改变甚至超过了低保和一般工作所带来的收入，在南京，低保每月２００多元，一般协警每月也是数百元，这和南京高得让人咋舌的生活成本特别是租房成本相比显得很“单薄”，于是违建一夜之间成了致富法宝，在一些政府部门也带头的情况下，违建更成为一座城市灰色的风景线。

那么，政府打拆违战的艰巨性不仅在于违建之广、之密、之城市化，还在于违建暗寓着一座城市的民情趋向。

杨立金在风口浪尖上的一次“利益让渡”，立即缓和了政府部门的紧张心理，因而其精神受到推崇很好理解。但我以为，爱国、爱城精神的荣誉光环并不能自然掩盖杨立金们的彷徨心理，我们急需建立一种保护和关爱的机制来应对杨立金们的观望心理。

《江南时报》这篇报道的下面是另一则报道“秦淮区三项举措保拆违户有房可住”。我觉得这是好事，但还不够。如何保证“拆违户”有更多的希望，有更宽泛的活路，我们必须尽快给出答案。

和爱国主义相比，拆违，更该拆出的是人道主义精神和被这一精神关照的救助保障机制。

申论写作：高校教师应重修德

前不久，个别高校教师在招生中搞权钱、人情交易的“黑幕”被披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有人说，这只是“冰山一角”，师德不佳的问题非止一端。语虽偏激，但发人深思。

应当肯定，高校教师师德状况总体是良好的，是与高等教育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但也不必否认，在一些高校出现了不少不讲师德的现象，而且有发展趋势：有的教师不精心备课，用陈旧过时的讲义对付学生。有的教师无心授课，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办公司、“走穴”。有的教师不讲专业知识，而热衷于“传授”赚钱的“秘诀”。有的教师剽窃、抄袭他人学术成果，或把学生的成果据为己有，等等。这些现象虽不很普遍，但危害性较大，影响了大学生的健康成长。目前，少数大学生存在理想信念迷茫、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一些高校师德缺失分不开的。

有的高校教师认为，大学生不是中小学生，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师德未必会对大学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因而不注重修德。这种理解是不对的。大学生正处于“精神成人”的重要关口，品德、人格、志趣等正在定型之际。有人说，“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青年人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作为大学生的重要接触对象，高校教师是大学生为人处世的直接参照系，他们的德与行是大学生走向“成人”和“定型”的直观范本，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大学生们不仅在意教师怎么说，更在意教师怎么做；不仅看重教师的才，更看重教师的德。这些都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他们能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能否培育出高尚的思想品质和良好的道德情操。高校教师的师德对大学生的影响绝非微不足道，而是重大深远。

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以人格来培育人格，以灵魂来塑造灵魂。徐特立有句名言：“做教育工作的人一般总是先进分子。”师德，作为教师的一种较为稳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是社会对教师的基本要求，是教师所应遵守的行为规则。要想育人，必先正己，古今亦然。有的教师坐不了“冷板凳”，耐不住寂寞，抵制不住种种名与利的诱惑，以致思想道德出现滑坡，也就谈不上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有的高校对大学生重智育、轻德育，只教书、不育人，也就谈不上重视师德的铸造与培养。古人云，“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成德，既要成学生之德，也要成教师之德。只有把“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先锻造好，才能在高水平和高层次上育好人。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陶行知先生高尚的师德操守令人钦佩，也广为流传。今天，高校教师要养成良好的师德，不仅在于要继承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师德优良传统，更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着眼于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着眼于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以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风范影响和教育学生。这样，我们才能把大学生这一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发掘好、锻造好，使他们真正成为造福社会的有用之才。

申论热点：请为平民的群体遇难下半旗

请为平民的群体遇难下半旗

李泓冰

●我们没有为死于灾难的平民举国致哀的习惯。在决策者高度重视“以人为本”的时候，让我们呼吁为群体性的平民死亡事件举行一次隆重的葬礼吧，让鲜红的五星红旗，在共和国的土地上，为平民百姓在灾难中的不幸死去，而沉重地低一低头吧！

最近，一部叫可可西里的影片震撼了刚刚在影院里对老谋子冷嘲热讽的观众，并且把荒凉的可可西里以及悲惨的藏羚羊，再一次强有力地推向城里的风花雪月，让人们在巨大的反差中目瞪口呆，一掬同情之泪。

导演倒是很冷静，“我不想煽情，观众最容易抹干了眼泪，把什么都忘了”。真是一语中的。但是，关于可可西里的“煽情”，这些年其实累次出现。可可西里冷峻的美丽，藏羚羊凄绝的美丽———他们在媒体和艺术作品中不断闪回，让创作者和观众都不约而同地震撼了：这份距我们的现实生活十分遥远的美丽，正在消失之中。而美的毁灭，是悲剧永恒的题材。

换一个角度，如果并不美丽的生命消亡了，还能赚来那么多眼泪吗？也许，这些穿着薄羊绒背心、在影院里哭得稀里哗啦的观众，出了门儿就奔涮羊肉馆子，一边吃一边对影片中的生命绝唱大加感慨，浑没有想到，他们正在“毁灭”藏羚羊的“亲戚”。当然，一只草原上或羊圈里普通的小羊，绝对是不值得煽情的。它们太多了，太司空见惯，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太近了。

如果我们对生命同情之区别，仅止于对珍贵的藏羚羊或是并不珍贵的小绵羊，那也就罢了。怕的就是，我们已经对身边的悲剧习以为常，而对遥远的美丽万分揪心，仿佛我们对生命的同情程度，是取决于这生命距离之远近、是因为这生命美丽还是平凡……

比如说，就在《可可西里》上映的这几天里，还有一些平凡的、不那么美丽的生命，就在我们身边飘逝了：河南大平煤矿发生瓦斯事故，56人遇难、92人失踪，生死不明。这些矿工分别来自河南、山东、四川、安徽等省份的33个县……他们不遥远，他们的兄弟和乡亲几乎每天都在各个城市与我们擦肩而过；他们也不美丽，脸上蹭满了煤污，满身都是臭汗味儿，说话土得掉渣儿；他们也不珍稀，他们在中国的兄弟姐妹数以亿计。在他们的悲剧面前，绝大多数人的反应是，感叹一声，关注一下有关新闻，但是，过不几天，就把他们遗忘了。这些生命飘逝所引来的关注，怕是还没有对藏羚羊来得持久一些———因为，这些不美、不遥远、不珍稀的生命，没有艺术家为之“煽情”，为之树碑立传。虽说拍摄民工从距离上来说，要比拍摄可可西里的藏羚羊来得容易，但是，民工潮出现十余年了，其间悲剧无数，但反映民工命运的，我印象中只有一部陈小艺主演的轻飘飘的《打工妹》。

这些采煤工的飘逝，因为人数过于庞大，一时间还比较醒目。而更多不美也不珍稀的生命的消失，却更不醒目，比如那个因吸毒的母亲被拘、警察竟不通报家长而致活活被饿死或是吓死的三岁小女孩李思怡……

新疆曾有过一幕悲剧：一家影剧院大火，参加会议的官员悉数出逃，而数百个孩子却活活被大火烧死。当年就曾有人提议，能否举国为这群无辜的孩子下半旗？此议未能实行。后来，还发生过数不胜数的群体性生命悲剧，我们仍然没有为平民死亡举国致哀的习惯。现在，在决策者高度重视“以人为本”的时候，笔者愿意再度呼吁：让我们为群体性的平民死亡事件举行一次隆重的葬礼吧，让鲜红的五星红旗，在共和国的土地上，为平民百姓在灾难中的不幸死去，而沉重地低一低头吧！

在我们关注遥远的可可西里、为不幸的藏羚羊慷慨解囊的时候，请让我们也为身边的死亡默哀，为这样的悲剧不再上演尽各自的努力，也请悲剧背后的渎职者付出他们该付的代价……

申论热点：招商为何招来“百姓怨”

前不久，本刊收到读者来信，反映江苏省金湖县的工业园区存在“空壳化”、“垃圾化”的现象。金湖，地处欠发达的江苏北部地区，在落后的经济和严峻的现实面前，金湖县政府走了一条被群众称之为“不计后果”、“不计代价”的招商引资之路。政府没有料到的是，这条招商之路招来的竟是民怨沸腾！

招商为何招来“百姓怨”

本刊记者孙彬姜涛

百姓疑：招来的是“宝贝”还是“垃圾”

据了解招商引资内情的金湖居民介绍，在金湖工业园内，不少是国家明令禁止的“五小”项目和污染项目，如“理士（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印染针织厂”、“栋删涂料厂”等，造成当地地下水严重污染。在采访中，不少群众向记者表达他们的疑惑：招商招来的到底是“宝贝”还是“垃圾”？

据金湖县招商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罗建华介绍，“理士科技有限公司”是美商独资企业，是一家专业生产铅酸蓄电池、镍氢电池、锂电池、电动车、充电器、塑胶等产品的大型企业，是金湖县开发区内最大、上马后效益最好的企业，基本上没有什么污染。

但是，当地很多群众对此说法并不认同。他们说，“理士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污染在工业园区内最为严重，其主要生产原料为盐酸、硫酸和铅等，污染物注入地下后将造成地下水严重污染。为防止污染消息外露，该企业很少使用本地人，生产工人大多都是来自安徽、河南、湖北等地的农民。

另据知情人士反映，这个污染项目是国外淘汰的污染项目，投资商先去东南亚投资被拒绝，后想在广东、上海或苏州建厂又都被拒绝。2002年，金湖县领导闻讯后，把这一项目当成“宝贝”抢了回来，引资人受重奖，县粮食局局长张某享受副处级待遇，获奖金15万元，家属被安排到事业单位上班。“理士”公司也得到特别优惠：每亩地价只缴1.8万元，而且享受税收“五免五减半”待遇。由于该公司的产品号称是出口产品，每年县财政还要返还退税款近300万元。如今，“理士”公司的污染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日益严重。

记者随机采访到的工人来自山东、安徽、湖北等地。一个来自山东的工人说，他们来之前就有人走了，说是生病了、中毒，“还死了一个呢”。几个正在吃饭的工人告诉记者，他们是山东、河南的，上班戴着防毒面罩，这个工作不能干时间长，干两年工厂就把你赶走了。

金湖县环保局环境管理科陈继红科长说，这家工厂有淮安市环保局的评估报告。但金湖环保局环境检测站站长殷大举却有他的难言之隐：“现在企业有‘绿卡’，没有软环境建设办公室的批准，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工业园区随便检查。”他跟记者讲，他儿子告诉他，老师讲过，一节电池扔到水里就能污染一条河，金湖建了个电池厂，能没污染吗？

另外，在县城东部的华鼎化工有限公司，是从福建厦门招来的合资企业。今年4月份发生事故，中毒的45人，较重的7人。周边居民对记者说，1994年以来，就有11人得癌症，死掉8人，有没有毒我们不知道，但最明显的是水浇到地里，地里的菜就死了。

在采访中，一些群众表示，过不了几年，号称“鱼米之乡”的金湖县就是“污染之乡”了。

百姓问：是发展经济还是弄虚作假

记者在金湖工业园区内看到除几个工厂开工外，大部分是正在施工建设的企业。不少企业是盖好了厂房，圈上了围墙却没有生产，大片空地上是疯长的杂草。对此，当地群众在问，如此招商是发展经济还是弄虚作假？

一些群众说，为招商引资，金湖县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对外商有许多优惠，主要是优价土地，每亩1.8万元，还帮助搞银行贷款，享受税收优惠。完成招商任务的单位和个人，提拔重用、重奖现金、安排家属子女就业，可谓“三喜临门”。完不成任务的停职检查，待岗或就地免职，工资发一半或停发，直到完成任务为止，重罚之下“逼良为娼”的现象屡屡发生，最常见的手法和技巧就是“嫁接包装”和“组合拼装”。

“嫁接包装”是招商者和投资商合作的产物，一般是和本地小企业进行“嫁接”，100万元的投资“嫁接”成1000万元的大项目，以骗取优价土地和优惠政策。由于大多数项目是如此运作出来的，因而本地工业园区项目十有九空，许多项目纯属炒地皮，是典型的“圈地运动”。

“组合拼装”是为了骗取重奖和重用，一些人把招商实绩全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形成“聚合效应”，让一个典型人物因功受奖，奖金到手大家分。此举导致许多人不计后果地弄虚作假，骗荣誉、骗地位、骗奖金。当地群众认为应该立即纠正这一做法，严惩造假者，追回他们不应得的奖励。

罗建华说，为了发展经济，以前，在招商引资方面实行“一逼三创新”。即领导带头逼招商，要求各乡镇70%的干部参与招商，党政主要领导70%的精力用于招商，70%的经费用于招商，对招商引资半年一考核，对完不成任务的，乡镇主要领导干部就地免职，事业单位人员不予聘任，凡完不成任务的部门扣发工资。全县还确立“招商若是零、一切等于零，项目若是零、一切等于零”的政绩观，凡完不成任务的乡镇、部门推行“集体起立、抽掉板凳、重新组合、竞争上岗”。

百姓盼：变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

招商引资，金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曾引起群众集体上访。县财政赤字将近上亿元，招商引资变成了财政的负担。反正领导干部有了招商政绩，就可以提拔重用，立功受奖，调任新职务。而他们给乡镇财政留下的一个个难以填平的“黑洞”，不知其继任者将如何向全县人民交代？

盲目招商，赌博式的引资，最终得利的是投机者，它给地方带来的是巨大的负担和不可预测的风险，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这种政绩工程不仅没有给群众带来多少实惠，反而使农民失去了上万亩赖以生存的土地。群众呼吁：希望政府真正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积极调整招商思路，坚持正确的政绩观，变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不要“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本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真正造福于民。

申论热点：韩国人的"民族精神"不可学？

读罢莫教先生的大作《别学韩国人的民族精神》（载于《读者》　2004―14），让我思考很多。

莫教先生说，"殖民地国家总难避免受宗祖国的影响"；"韩国人强烈的民族情绪，在我看，是日本留给它最恶劣的-种影响"；"韩国人的民族精神比当年的日本还要强烈，几乎是红着眼睛要与日本一较高下的那种"；"人人坚决抵制洋货，只买国货；遇到金融危机，人民争相献金，这是很多中国人高度赞扬的韩国人的民族精神"，但"让人肃然起敬的民族精神，实际上却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民族精神发展到极致的愚昧，莫过于此。"他因此而得出结论："韩国人身上可学的地方很多，但这种民族精神恰恰是最不能学的。"莫教先生讲的这些话，我越读越觉得难以消化，有时竟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当然不能说他讲的完全没有道理，但起码可以说是不全面。

韩国原来就是一个有着高尚民族精神的优秀民族。在上个世纪初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以后，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统治和残酷镇压，并没有屈服，更没有丢弃自己的民族精神。由于有这么-段受日本帝国奴役的历史，使他们痛切地认识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独立自强的极端重要性，变得"极度自尊敏感"，"比当年的日本还要强烈"。在这种自尊、自重、自强的民族精神支配下，他们"人人坚决抵制洋货，只买国货；遇到金融危机，人民争相献金"，此令全世界人刮目相看的事情有三："第一，即使在今天，韩国的马路上也几乎看不到外国车，你买了进口车，第二天就可能被愤怒的爱国者刮掉油漆；第二，政府指导型的经济模式，让银行牺牲掉资本收益率更高的给中小企业的信贷机会，把资金投放到能为民族争得荣誉的行业上。另据反映，为了挤占日本市场，他们甚至赔本把汽车卖到美国去"。特别是在亚洲金融风暴袭来时，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成千上万的韩国老百姓，自发地从家中拿出珍藏的金银珠宝，排着长长的队伍，把它无偿地捐献给国家。这里面，有的是几代人珍藏的"传家宝"，有的可能是这家人赖以生存的"全部家当"。他们-个个都像为解国难而慷慨赴死的义士，表情庄重严肃，没有一丝悔恋之情。在这样的历史镜头面前，不用说与韩国有一衣带水之情的中国人，就是远在其它几大洲的有识之士，谁不为之感动呢？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个伟大的、有着无限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民族。果然不出所料，他们很快又"创造出惊人的奇迹。"比如，它的汽车工业开始发展还没几年，就在北美抢滩登陆，1988年时，在加拿大市场就超过日本汽车的份额，成为高丽民族的骄傲之花。

从市场规则和资本意志来看，这样做不能算是十分明智的，也可能给本国的经济带来风险。但他们在面临亚洲金融风暴袭击的生死关头，在和比自己强大无数倍的日本人的竞争中，不依*全民族背后的支持是不可能占上风的。这种精神，这样的业绩，难道不值得韩国人骄傲吗？不值得"很多中国人高度赞赏"吗？

因此，在我看来，韩国人的民族精神不仅可学，而且还应该是首先要认真学习的。

申论热点：加大惩罚力度势在必行——由河南重大矿难引起的思考

又一起矿难发生了，又不知有多少人将伴随这样的亲离之痛苦苦挣扎。痛定思痛，责任追究肯定要马上进行，事故原因最终也会彻底查清，难到只能做到这些？

当然，会有人站出来说，一直在采取预防措施，安全管理制度也井然有序的在执行，职责也分工明确等等。但是，这样就说明相关部门没责任了？本人认为，预防措施未建全，责任追究惩罚力度不够，是使安全问题发生几率高的一大因素。

首先，措施不建全。有的部门为了应付国家安全检查，东拼西凑，借用其他部门的举措，并未完全从本部门实际出发，制定针对性强的措施。这又使生产一线的劳动人员放松了警惕，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如果，对技术人员严格要求，怎么能会使他们犯技术性错误？那么如果一直注意瓦斯的浓度，及时处理的话，怎么会让这些无辜的生命消失呢？

其次，责任追究惩罚力度不够。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俗话说“杀机骇猴”，要想杜绝同类事故发生，就应该加大惩罚力度，使想只贪图利益的有关责任人把“侥幸”过关的心理消灭在萌芽状态。近年来，经常在报纸、杂志或电视等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消息：某某贪官，因贪污受贿罪、挪用公款罪、XX罪被判XX年徒刑或无期徒刑。如果规定贪污1000元以上是无期徒刑，贪污10000元以上是死刑，还会有贪官？这点钱还不如他们的工资高呢，他们还图什么利益啊？所以说，就是因为在惩罚力度方面太松了，给这些人开了个后门，才纵使他们明知故犯。

为了给国家减少损失，给人民更加安定的生活环境，就应该重手出击，加大打击犯罪力度，杜绝隐患。这方面新加坡的法律制度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借鉴，即使再微小的比如不孝敬老人的事情总会有相关的法律来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