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 ● 书 | 《吉迪恩的号角》---让每一位被告人享有平等且充分的辩护权

律 ● 书 | 《吉迪恩的号角》---让每一位被告人享有平等且充分的辩护权

作者:(美)刘易斯、陈虎

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7月

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1791年美国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在所有刑事指控中，被告都应享有…获得律师帮助进行辩护的权利。”但是，由于人们在金钱和财富方面的不平等，这种表面上人人平等的宪法权利实际上隐含着实质上的不平等。那么，在通常需要破费巨额金钱才能买到程序公正和平等法律保护的法治社会里，贫穷被告若是惹上了刑事官司该怎么办？法院如何保证穷人在法庭上受到公正平等的审判呢？《易经》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如何将权利的“形而上”与“形而下”贯通联接起来，《吉迪恩的号角》一书或许会引起我们的深思。

《吉迪恩的号角》讲述的是美国宪政史上一个著名案件“吉迪恩诉温赖特案”（Gideon v. Wainwright，1963），正是这一案例促成了在美国被刑事起诉的人如无足够的经济能力雇佣律师、可免费得到由法庭指定的律师的司法援助这一惯例的实行。由于吉迪恩案件所具有的里程碑意义，它的判决在美国社会引起了空前强烈的反响。案件判决的第二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两度普利策奖得主安东尼·刘易斯撰写了这部著作《吉迪恩的号角》，该书出版发行后，一时间洛阳纸贵，先后销售了80万册，根据该书改编的电影也因著名影星亨利·方达的主演而为该书的影响再添声势。

律师帮助权的法律规定从来都是以“平等”的面目示人。然而，如果我们承认权利的实现是需要成本的话，我们也应该承认，由于穷人无力支付此项成本，而政府又不提供帮助的话，穷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根本不需要加以限制，就往往会处于被“自动剥夺”的状态。一项“不得在天桥下露宿”的法律规则，即使表面上看来对所有人平等适用，但实际上只会对穷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些法律都没有注意到穷人对于这种看似平等的立法实际产生的不平等后果。世人皆知，虽然金钱不是万能的，但请律师出庭辩护，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美国宪法颁布一百余年来，宪法第六修正案实际上只保护了有钱人的人权。对于穷得揭不开锅的穷苦被告来说，这项法律规定的权利，只能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直至小人物吉迪恩的闪亮登场。

吉迪恩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潦倒穷汉，1961年，他因涉嫌闯入一家台球厅盗窃而被捕，被控从自动售货机中盗窃了一些硬币和罐装饮料。吉迪恩一贫如洗，根本雇不起律师。在当时的美国，根据著名的鲍威尔诉阿拉巴马州（Powell v. Alabama1932）案的规定，州级法院只对被诉死刑的穷人提供免费律师。在法庭上，吉迪恩鼓起勇气向法官提出了要求免费律师帮助的请求，法官本想给他解释一番，但是法官考虑到他是个文化水平很低的法盲，忽略了这一请求，未予理睬。吉迪恩只好班门弄斧，在法庭上为自己做无罪辩护。可是，他毕竟没受过正规法律教育和律师训练，既不懂法庭的诉讼程序，也听不明白检察官和法官嘴里蹦出的一连串法律术语，更不知道如何依照法律法规，挑选对自己有利的陪审团成员。虽然他坚称自己无罪，却颠三倒四地说不清楚案情，根本就没辩护到点子上去，结果稀里糊涂、不明不白地被判了五年监禁。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快就结束。这哥们虽然很穷，文化程度又低，但是脾气却很倔。他在服刑期间利用监狱的图书馆，恶补美国的宪法制度以及相关案例。一番恶补之后，吉迪恩拿起铅笔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写了一份“赤贫人申诉书”，现炒现卖，利用刚学会没几天的美国宪法术语，为自己的案子鸣冤叫屈。吉迪恩声称，他因贫困而被州法院无理剥夺了宪法第六条修正案规定的律师辩护权。此外，依照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规定，各州政府“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因此，佛罗里达州法院违反了正当程序原则，判决是不公正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审阅了这个法律门外汉的申诉后，决定正式立案审理。这就是美国宪政史上著名的“吉迪恩诉温赖特案”。倒霉的温赖特当时是佛罗里达州监狱长。

美国宪法的正文和修正案极为简洁，字里行间，根本找不到贫困阶层可以拥有“免费律师权”的任何微言大义。而且，早在1942年的贝茨诉布拉迪案(Betts v. Brady，1942)中，由于考虑到若为任何犯罪的贫穷嫌疑人都提供免费律师帮助，会导致纳税人负担过重，因此联邦最高法院以6:3判定州法院无责任对一般犯罪提供免费律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权运动的兴起，最高法院也逐渐认识到1942年的判例很不妥，意识到贫穷被告在美国司法审判程序中缺乏平等保护的严重问题，法官们急需一个类似的案例来表明态度。但是为了权力制衡，最高法院必须遵守“不告不理”的原则，无权主动出击去寻找相关案例。大法官只好叮嘱助理们：一旦看到穷人和诉讼权相关的案子，立即呈报。吉迪恩的申诉就是这个时候发到最高法院的。穷汉吉迪恩的大胆上诉，十足地验证了一句老话：“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收到申诉后，最高法院如获至宝，很快决定开始立案审判。1963年3月，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一致裁决，贫困阶层的获得律师帮助权属于公平审判的最基本内容，应当纳入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之列，并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将案件发回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重审。联邦最高法院裁决下达后，佛罗里达州监狱里欢声雷动，州地方法院不得不重新开庭审理此案，并为吉迪恩免费提供了一位名叫弗莱德·特纳（W.Fred Turner）的辩护律师。在复审过程中，特纳律师向陪审团证明了控方提供的证人库克有犯罪前科且靠不住，以及吉迪恩根本没必要采取打破窗户的手段作案等事实情节。庭辩结束后，陪审团经研究后宣布对吉迪恩的所有指控均不成立，吉迪恩被当场释放。事后警方发现，这起盗窃案的真正案犯竟然就是控方提供的证人库克，他故意陷害吉迪恩以求逃脱惩罚。

没有晦涩的法律术语，没有艰深的法律理论，刘易斯不愧是讲法律故事的高手，以翔实的史料和生动的笔触，娓娓道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如何甄别宪法真义、力挺律师帮助权应该无差别地实现，铸就了又一个宪政史上的里程碑故事。刘易斯以记者视角和生花妙笔，不时穿插大量逸闻趣事，将整个案件的演变过程款款道来，读来既有历史小说般的宏大翔实，又宛如侦探小说那样引人入胜。一书在手，纵览美国人民两百余年来为平等自由不懈奋斗的历史，不禁让人嘘吁不已。

“平等”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发动的正当程序的主要诉求。早在1956年的格里芬诉伊利诺斯州（Griffin v.Illinois，1956）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就宣称：“我们不能给富人一套规则，而给穷人另一套规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雨果·布莱克（HugoBlack，1937—1971任职）在吉迪恩一案的司法意见书中也指出：“当一个人根据其拥有的金钱的数量来决定其获得审判的形式时，是没有平等正义可言的…在刑事法院，律师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

在美国法律史上，“天赋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词语，早已是深入人心并写入法律文件的。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就记载了“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法国《人权宣言》也宣布：“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人人平等，这不是个问题，但是，人人应该如何实现平等，这倒是个问题。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确实也规定了“在所有的刑事诉讼中，被告都享有获得律师帮助为其辩护的权利。”然而，有法律规定的“平等”身份，却没有“平等权”的现实保障。因此，与其说吉迪恩挑战的是穷人不得享有律师帮助权的信条，倒不如说挑战的是穷人无法享有律师帮助的现实。纸上的权利，是宣告意义上的“形而上的平等”，即形式上的平等、不充分的平等；纸上的权利如何落实到全体公民身上，这就是“形而下的平等”，即实质上的平等、充分的平等。

“形而上的平等”早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已经被写入宪法，形而上的平等不仅被确立为宪法或法治的基本原则与价值目标，也成为最重要的宪法权利之一。然而，现代平等研究的一个重大特色是“形而下的平等”，即平等的落实。现代宪法规定的核心权利不再是“不要政府干预”的自由权，而是要借政府之手积极实现更广泛的平等权。一视同仁的“形而上的平等”只是宣告意义上的平等，只有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落实权利的具体内容，实现“形而下的平等”，这才是有血有肉的实质上的平等。对此，英国著名法学家哈特认为平等就是“同样情况同样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这是正义观念的核心要素。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也认为平等作为一种权利主要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平等对待的权利，涉及某些机会、资源或义务的平等分配权利；第二类权利是作为一个平等的个人而受平等对待的权利，这一权利就是与其他人受到同样的尊重和关心的权利，而不是接受某些义务或利益分配的权利。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标志着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发生了从“自由”到“正义”的重大变化，实质上是从自由到平等的变换。自启蒙以来，自由与平等一直被视为是最重要的政治价值，一般认为，自由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然而平等问题的解决却非易事。罗尔斯为此提出了两个著名的正义原则，第一条即自由原则，要求确保人们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第二条即差别原则，即如果社会经济方面要出现不平等的安排，其前提必须是让最差境遇的人的状况在这一格局中比在其他可选择格局中更好。依照这样的原则来落实平等正义，就是要求国家应对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差别予以调节，使之最大限度地改善最差者的地位。《正义论》发表以后，引起了巨大而长久的争论。在平等与自由之争中，罗尔斯试图协调两者的关系，而又偏向平等。如果说第一个正义原则即形式平等原则是对平等所作的基本保障，那么第二个正义原则可以被看作对不平等的解决。罗尔斯的第二个正义原则既是对实质平等的解决，也是对实质正义观念的追问。第二个正义原则的核心是“差别原则”，根据罗尔斯对正义原则及其关系的设定可以看出，他是要在坚决维护个人自由权利和机会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差别原则”，尽量限制社会不平等，使社会中处境最差者的经济利益得到一定改善。换句话说，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一方面要优先维护自由权利和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另一方面则试图对经济利益进行再分配以求达到一种更实质性的平等。仅有形式上的平等，可能导致实质上出现的不平等，从而与旨在反对不合理差别的形式平等的宗旨相违背；因此，为了弥补形式上的平等可能导致的事实上不平等，根据理性决定而采取某些合理差别，促使达到实质上的平等，从而在实质上提供平等发展的条件。

诚如斯言，一个真正和谐的现代社会，也决不能满足于第一个正义原则：形式上的平等。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作为基本价值的平等，不需要也不可能再从形而上的超验世界去寻找其基础，它完全可以从人本主义那里寻找到自己的阿基米德点。作为现代社会的价值要素，“平等”的理论应该将形而上与形而下打通，将信念和实践联结，这样才能逐步做到最大可能地实现形而下的平等：实质平等。

安东尼·刘易斯通过吉迪恩案件再次提醒人们要关注形而下的平等，关注实质平等。吉迪恩案件之后，佛罗里达州和全美其它各州监狱中，共有数千名在押犯人因当年受审时没钱请律师辩护，后来都获得了重新开庭复审的机会。复审后，多数人的最终判决是无罪释放。吉迪恩一时成为深受小民百姓仰慕的英雄好汉。

但是，天上不会掉馅饼，也没有真正完美无缺的法律和法规。在美国社会中，由于贫困阶层犯罪率较高（贫困阶层约占全美人口总数15%左右，但却占罪犯总数60%左右），致使司法成本急剧增加。实际上，这笔维护司法公正、保护社会中弱势群体合法权利的费用最终被转嫁到中产阶级纳税人身上。美国联邦和州各级法院日常运作的经费主要来自纳税人交纳的税金，然而，由于中产阶级纳税人不堪重负，叫苦连天，所以，联邦和州各级法院付给公共辩护律师的酬金通常大大低于那些非公共辩护律师办案的收费。比如，为辛普森被控杀人案作辩护的律师和刑事鉴定专家每小时收费高达500美元；再如，1994年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私人执业律师的最低收费为每小时125美元。可是，根据阿拉巴马州法院1994年的规定，公共辩护律师在庭外研究案情时每小时的酬金仅为20美元，出庭辩护时的酬金仅为每小时40美元。另外，一位公共辩护律师承办一个案子所得报酬的总金额不得超过1000美元。这样一来，由于公共辩护律师这一行报酬过低，所以除了一些替天行道、仗义疏财的大牌律师时常不计金钱为穷人出庭打抱不平之外，出任这种免费公共辩护工作的律师大多数都是一些初出茅庐的新手或是一些七老八十快退休的主儿，他们处理一些比较简单的案子还马马虎虎，一旦碰上错综复杂的大案则难免犯楞冒傻，使这种法律服务的质量大打折扣。

后吉迪恩时代的美国，保障穷人获得律师帮助权的问题，实际上已逐步演变为如何保证贫穷被告人获得称职的公共辩护律师的全新难题。一个设计合理的法律制度和社会制度，应当能够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保持一种合理和动态的平衡。可是，由于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的无情法则，在美国司法制度中公共辩护律师平均水平较低的现象恐怕还很难避免。如果美国的穷人一上法庭，人人都能免费享受一回辛普森案中“梦之队”的律师团队那种高水准的“司法援助”的话，那才真叫天上掉馅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