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悦读 | 《吉迪恩的号角》 知识偏见与有限正义

周末悦读 | 《吉迪恩的号角》 知识偏见与有限正义

美国电影《吉迪恩的号角》上映于1980年。该片根据现实的吉迪恩案件改编。对作为故事主角的吉迪恩，美国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曾评价道：“一个贫困潦倒的囚徒，在狭窄监房中，给联邦最高法院写了一封信，正是这封信，吹响了改变整个美国法律历史的号角。”

揭开影片中尘封半个世纪的故事，令人唏嘘不已。1961年6月的某天清晨，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名叫吉迪恩的流浪汉，拿着酒匆忙跑出一家桌球室，随后便乘车离开。巧的是，此时桌球室里自动售货机的门板被人偷拆，里面的钱箱也被弃置于球桌上。在证人亨利・库克的错误指证下，吉迪恩涉嫌盗窃而被捕。

法庭聆讯时，吉迪恩因穷困而无法聘请律师，故向法官申请免费律师服务。但根据当时佛罗里达州的刑事规范，只有涉嫌死刑、文盲、未成年人或患有精神疾病的被告人才享有此项权利，因此法官拒绝了吉迪恩的请求。无奈之下，他只能尝试着进行自我辩护。显然，未接受过专业法律训练的吉迪恩，难以应对晦涩的诉讼知识和复杂的审判程序，最终被判盗窃罪名成立，处5年监禁。

吉迪恩深感自己遭受了一种不公正待遇。入狱后，文化水平极低的他苦学法律。随后，用稚拙的文笔给联邦最高法院写了一份《赤贫人申诉书》，指出原审法官拒绝其免费律师援助的请求，侵犯了宪法第14条修正案所规定的法庭辩护权。这封信引起了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们的兴趣，他们一致确认，获得律师免费辩护应纳入宪法“正当法律程序”保护之列，遂将吉迪恩案发回重审。重审中，吉迪恩在法庭免费提供的律师帮助下，最终无罪释放。自吉迪恩案件之后，美国法院审理的所有刑事案件，除非贫穷的被告人坚持自我辩护，否则法院必须为其指定律师。

经典电影的叙事往往是朴实无华的。被美国电影学会评为百年来最伟大男影星之一的亨利·方达，以不着痕迹的演技，生动诠释了吉迪恩这一角色，完整再现了这个美国司法制度史上的里程碑案件。值得反思的是，在解读电影《吉迪恩的号角》时，人们总是习惯于强调正当程序的重要性，顺带着讴歌一下主审该案的联邦最高法院布莱克大法官。但若止步于此，则可能使我们忽略该故事更深层次的意义。回看这个曾发生在大洋彼岸的案件，我们也应探讨一下故事背后所隐藏的普遍性司法困境。 

在司法制度演进的话语里，吉迪恩案件解决的问题是——法官应否为贫困被告人提供免费律师援助，以及驳回援助申请是否侵犯被告人的辩护权。布莱克大法官最终支持了吉迪恩的诉求，犹如其在司法意见中所言：“在刑事司法体制中，除非获得了律师援助，否则难以保证无法聘请律师的穷人得到一次公正的审判。”

然而，仔细分析整个案件，特别是布莱克大法官的观点，我们可发觉其存在逻辑上的重大悖论，即司法能否真正主持正义。换言之，司法的正义性要求不能因当事人知识的有无和高低而给予不同待遇，无论被告人是否具备法律素养，诉辩技巧是否低下，乃至客观上是否实施了辩护行为，都不应影响到司法的最终决策。否则，司法难言是正义的。然而，吉迪恩原审时被判罪名成立，重审时却因获得律师的高超辩护而无罪释放。裁判因法律知识和诉辩技巧的介入，发生了戏剧性逆转。

从旁观者的立场考察，在原审案件的庭审过程中，在拥有法学博士学位的检察官哈里斯面前，吉迪恩完全体现了一个法律门外汉的形象。从申请回避、质询证人、发表辩护意见到最后陈词，他如同溪流里的一片落叶，不知所措。与其说吉迪恩是在尽力辩白，不如说其是在被动地忍受诉讼煎熬。可是，在现代司法场域中，几乎没有法官会认为，未曾接受专业教育、不懂法律的人就该蒙受冤屈。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法官们都标榜着自己的眼神里满溢着平等，裁判案件时能给当事人妥当地分配正义。吉迪恩案件撕破了“皇帝的新装”，它向世人宣示，司法正义的获得需要具备相应的知识，很多时候当事人必须熟知法律！

但在司法专业化备受推崇的今天，由一系列原则、规则和概念组成的“法律帝国”，理论变得艰深奥妙，程序也日益精巧而繁琐。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专业化往往也意味着疏远与陌生，在社会无法保障每个人都能充分获取法律知识的时候，没有理由苛责不知法者。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所有法律规范的内容几经更替，伴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动不居，裁判者们在不同时期对同类案件作出迥异的判决，却鲜有人认为是非正义的。原因仅是他们的法律裁判符合（或没有违背）当时的主流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却是多元的，某个时期曾被民众普遍认可的判决，可能随价值观的变迁而被逐渐摈弃。在这个意义上，法律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要求人们懂法只是一种治理政策导向，一种赋予国民的、占据主导地位的知识训练，尽管这种政策导向与知识训练十分重要。

有些时候，以法律为业的法官们直面具体案件时，只遵循三段论的逻辑演绎便可得出正义结论，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那些有理说不出的“法盲”。裁判举止中彰显着一种方法论的迷信，流露着知识上的优越感。

然而，司法是关涉正义的事业，但并不意味着司法能完全实现正义。实践中，司法能实现的通常是有限意义上的正义，这种有限正义有时甚至带着非正义的色彩。司法作为一种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无论是否承认，法官在裁判时都会受到自己原有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在司法的伊甸园里，与其说法官在主持正义，不如说是接近正义。

值得玩味的是，现代司法在追寻正义过程中，主张专业知识和诉辩技巧的参与。但2000多年前我国的春秋时期，法家的先驱、古代讼师鼻祖邓析被执政大臣驷颛杀害，理由却是邓析替人辩护“治怪说，玩奇辞”，并能“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导致司法“以非为是，以是为非，而可与不可日变”。古今两种尖锐对立的价值观念和实践做法，目的却都是为了接近司法正义。

吉迪恩死后，墓志铭上刻着他在申诉书中的一句话：“我相信每个时代的法律都会有所进步。”但即便法律进步了，也未必能确保正义在司法上完美呈现。对法官而言，裁判案件时应秉持理性的节制，应时刻警醒自己认知能力的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