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身作则是父母教育子女最好的方式

以身作则是父母教育子女最好的方式

读曾国藩晚年的日记，敬佩之余，不无惭愧。随便选取一则日记，即可一窥这位先贤的自律、谨严和勤奋。

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初十，曾国藩于日记中载：

早饭后清理文件。坐见之客五次，谈均久。客散，已午初矣。围棋二局。中饭后阅本日文件，核科房批稿簿。至内室一坐。傍夕小睡。夜改信稿十余件，改折稿、片稿二件。二更后阅杜诗五、七古二卷，选闲适一种，竟不可多得。阅《龙翰臣诗集》《文外集》。三更睡。是日会客时，右脚麻木不仁，幸送客时尚能行走。近日手掌皴皮粗涩，面尤憔悴，盖血虚已极，全不腴润矣。

当时，曾国藩的职位是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一等勇毅侯、兵部尚书衔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兼两淮盐政总办、江南制造总局督办，可谓位极人臣，一身系天下之安危。此段日记能看出这位高官的日常：吃过早饭后清理文件，整个上午用来公务接待，和来客谈事，下两局围棋权当休息一下；中饭后又马上工作，批阅本日的文件，核查衙门各科室的稿簿，然后回内室坐一会儿，再小睡一阵；晚上修改幕僚草拟的十余件信函、奏折和行文的初稿，十一点后进入私人阅读时间，读杜甫的五古、七古诗和老朋友的遗作；子夜十二点以后上床睡觉。

第二天起床，又是这样，可以说是三百六十天“白加黑”，日日无休。但此时已进入曾国藩生命最后的时光，距离他去世不到两个月。他的身体和精力已到了油尽灯枯的状态，盲一目，消化不良，常常肚泻，脚部发麻，手的皮肤皴裂粗糙，面容憔悴无神，但他仍然强打精神做事，而且亲力亲为，不假手他人。衙门科室的公文他要一一核查，以自己名义发出的各类函件，虽无法全部亲自起草，但秘书草拟后他要检查、修改。临睡前读书，这是他多年雷打不动的习惯。

龙翰臣即道光二十一年（1841）殿试的状元龙启瑞，广西临桂人，翰臣是他的号。龙启瑞的父亲龙光甸历任湖南溆浦、湘阴、黔阳县知县。龙启瑞年少时随父亲在湖南读书，因此和湘籍官员近乎同乡的关系，他在北京时就和早三年入词馆的曾国藩结为好友。咸丰七年（1857），龙启瑞迁江西布政使，对曾国藩的湘军鼎力支援，可惜其英年早逝。曾国藩在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初八日记中云：

昨日折差自京归，龙世兄有函，寄其父翰臣诗文集，请余作序。两集共十册，余深以为不能细阅为愧。

龙翰臣的儿子请父亲生前好友、当世第一重臣曾国藩为父亲遗集作序，曾国藩公务繁忙而身体衰弱至极，完全可以交给一位擅长此类文字的幕僚捉刀，可他要亲自动笔为亡友的文集写序言，且为不能把文集的文字一一细读感到惭愧。这是曾公一生的待人处事态度——“主敬”。这一点从他迈开麻木的腿脚送客出门亦可看出，而来拜见他的客人大多比其级别低，且知道曾爵相身体很差，即便他就是坐着送客，也不会有人怨他怠慢。

“敬”与“勤”是曾公一生待人与做事的两大法宝。他如此做不仅仅是对自己的要求，也是给子侄辈和身边的幕僚做榜样。例如，曾公同治七年（1868）正月十七的一则日记，反映出他教导儿女尤重“敬”与“勤”。该则日记云：

是日阅张清恪之子张懿敬公师载所辑《课子随笔》，皆节抄古人家训名言。大约兴家之道，不外内外勤俭、兄弟和睦、子弟谦谨等事，败家则反是。夜接周中堂之子文翕谢余致赙仪之信，则别字甚多，字迹恶劣不堪，大抵门客为之，主人全未寓目。闻周少君平日眼孔甚高，口好雌黄，而丧事潦草如此，殊为可叹！盖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弹人短，所谓骄也。由骄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为达官者，得运乘时，幸致显宦，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吾家子侄辈亦多轻慢师长，讥弹人短之恶习。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欲禁子侄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因周少君之荒谬不堪，既以面谕纪泽，又详记之于此。

“周中堂”指的是为官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的大臣周祖培。周祖培是河南商城人，官至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历任刑部、兵部、户部、吏部尚书。周祖培的父亲周钺是嘉庆六年殿试的传胪（第四名进士），他和两位兄长周祖荫、周祖植先后考取进士，祖荫官至直隶布政使，祖植官至江苏布政使，再加上几位堂兄弟，这个家族有“一门七进士”之美誉。清代的河南，门第之盛，除了项城袁世凯家族，恐怕得算商城周氏家族了。可就是这样的科第世家，子弟的表现竟然如此轻慢无礼，难怪让曾国藩感到惊骇，发了长长的一段议论。

周祖培于同治六年（1867）逝世，曾国藩按官场的礼数奉送了赙金（也可能还有挽联），周家的孝子当然要回信表示感谢。但是，对这样一位当朝功勋最高且有侯爵之位的大佬，周家孝子的态度竟然是十分的漫不经心，毫无恭敬之意。他们自己不愿意写信让门客代笔也就罢了，可写完后主人不过目，以至于字迹恶劣不堪，多处错别字。这不但让涵养很好的曾中堂动了肝火，也是给他们死去的父亲丢脸，而且这位周家少君在士林的风评本来就很差，“平日眼孔甚高，口好雌黄”。

周氏这样的家族，对子弟不会不重视教育。周祖培专门聘请了浙江绍兴大才子李慈铭为西席，教导他家儿子。李慈铭也是目空一切，言语尖刻，喜欢臧否人物。大约周家子弟没学得李慈铭的才学，倒是把他的名士脾气学会了。

曾国藩在日记中很少对人有诃责之词，即使非议人与事，也是笔墨含蓄，点到为止。此段话语气峻激严厉，除了真生气外，是要以此为反面教材来训诫子侄引以为戒，所以曾国藩借周文翕的信“面谕纪泽”，也对本人和自己家族做了一番反省。曾国藩认为，官宦子弟骄纵无礼的缘由，是为官者本人不能以身作则；因为运气好，做了大官，“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当时，曾氏家族门第显赫，曾国藩对子侄的成长颇为担忧，认为最好的教导办法是“欲禁子侄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

身教重于言教，信乎。曾国藩的两个儿子曾纪泽、曾纪鸿借以才学自立，待人接物毫无官宦子弟气。特别是曾纪泽，远涉重洋，出使欧洲，为中国争回伊犁，芳名传于史册，而这和曾国藩以身作则有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