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 | 小学堂（作者：黄年忠）

每个人记忆中都有这么一个地方，悦耳动听、溢满童趣，那是我们小时候念书的地方——小学堂。今天，让我们走进黄年忠先生记忆中的小学堂，重拾那段美好的时光——

时常想起我小时候念书的地方——小学堂。

上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国家为了普及小学教育，几乎每一个村庄都建起了一所小学。那时候，长辈们喜欢把学校称作学堂。小学堂，悦耳动听、溢满童趣。 

小学堂建在我们村庄的中心位置。村庄东西狭长，一条波浪不宽的立新河，像一根长长的银条，把村庄分为南北两片。“两片”中间架着一座五六米宽的小桥，把村庄紧紧地焊接在一起。小学堂就座落在北桥尾正前方一点。没有大门，左侧门垛上挂着白底黑字的木质校牌——黄庄小学。

小学堂特别简陋。整个校园没有围墙，就前后两排普通平房。后排是一到三年级教室，中间一个办公室。前排左首边两间宿舍和一个厨房，右首边是四五年级教室，之间一条南北通道。小教室的房顶都是瓦下铺着苇席做成的。有的苇席受到雨水侵蚀，发黑，甚至腐烂了，露出了不少小洞、小缝。雨天，教室里常常漏雨，漏下来的雨滴一会儿就能将地面冲出好些个小凹槽来。

办公室的大挂钟，用来掌握上下课的时间。走段时间，它就累了，慢了，需要给它卯劲儿。这个活儿都是校长“咔嚓咔嚓”地用一个小零件、顺时针方向上紧发条。大挂钟报时的“当——当——”声，至今萦绕在我耳畔。不管什么季节、什么境况，它都不带有任何情绪，总是那样平和、厚道。想起那钟声，常有种禅意悠远的陶醉。

挂在办公室门前屋檐下的小铃铛，用来号令上下课。这小铃铛真有趣，在不同的人手下，打出的“当当”声大相径庭。有的短促清冽，有的不紧不慢，有的拖泥带水。不同的节奏，表示着不同的命令。我依稀记得“当——当——”，表示预备上课了；“当当——当当——”，正式上课了；“当当当——当当当——”，表示下课了。有一次我们异想天开，竟用一个芦竹杆儿去“打”铃绳，以此牵响铃声。突然一声响，我们如鸟兽惊散，跑开去，见没有什么动静，又哈哈大笑起来。

小学堂的东北角，有个小河。春天来临，惊蛰过后，淅淅沥沥的春雨下起来，四面八方的雨水就聚拢来，小河又恢复了生机。河边的小草小花次第开放，满河的翠绿，满心的期待。期待水边早早地生出小蝌蚪，我们就可以偷偷地拿着玻璃小瓶子，去捞小蝌蚪玩。

小学堂，让我永远怀想的，是我敬爱的先生们和游戏的童年。

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常常称老师为先生，社会上通用的称呼也是如此。直到我师范毕业，当上了教师，还有家长叫我“黄先生”呢！先生，乃受人尊敬、颇有学问之德者！

小学堂五个班级，就是五个年级。学生几乎都是我们庄上的。一个班也就二、三十人。教我们的先生，一共有六位。两位女老师，我们也叫她们先生。  

到了上学的年龄。我挎着蓝布小书包，跟着父亲，怯生生地走进了小学堂，走到了人生的第一位先生面前。

至于怎么跟着先生学会“人口手、大小多少”、“一加一等于二，……”、“ɑ、o、e、i、u、ü……”的，一概想不起来了。倒是先生的一些琐碎的趣事，始终抹不去。

那年底，先生结婚了，买了一辆新自行车，永久牌的。要知道，那年月能买一辆自行车，相当不易，且不说价格昂贵，一般人家不敢问津，就是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先生珍惜车子，特别是冬天，路上“融冻”后用车，会粘上很多烂泥巴，他特别心疼，常常让我和另外一个伙伴儿做他帮手，擦洗新车。我们的手小，能擦到先生够不着的旮旯。用小竹签一点一点剔泥，用井水一遍一遍冲洗，用抹布来来回回擦拭。最后，先生会给车的部件“上油”润滑。

先生看着恢复原样的新车，常常摸着我们的小脑袋，说：“干净了，干净了！来，上车，我带你们溜溜。”于是我和小伙伴一个坐“单杠”，一个坐后座，就在门前的小平地上兜起来。先生撩起的呼呼风声，仿佛“永久”地吹拂在我们的心海，如春风荡漾。

先生水平不高，也就初中毕业，又是第一年代课。所以，这期间我们有个任务，就是帮先生去借邻村先生的备课笔记。备课笔记封面是天蓝色的，每次打开来，里面的字总是整整齐齐，端端正正。课题的每一个字都用红笔勾勒，连课文序号都是别具一格的美术字体。小小的我，就想着将来也一定要把字写成这般漂亮。

二年级了，一位30多岁的女先生，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留着齐耳头发，带着一副棕色边框的眼镜，是小学堂两个公办老师之一。她说话、教课轻言细语，但很有节奏和力感，就如同她走路一般，轻快而富有弹性。写字时，她要求我们举起手，跟着她一起写；读书时，鼓励我们配上动作，摇头晃脑。最感谢这先生的，是让我们认识了风琴，教会了我人生的第一首歌《一分钱》。

一天天长大，我的胆儿也一天天肥起来。到三年级时，时常弄些恶作剧。前面的同学背靠着我桌子，我猛一拉，差点让他仰面朝天。夏天午睡时，用毛笔给熟睡的同伴画上“八字胡”。课上用一根细细的牛筋管穿过桌缝儿，偷偷吸吮自制的“汽水”。先生没少告我的状，心里有点抵触情绪。

可有一次，让我彻底喜爱上了这位先生。那是第二学期开学的时候，先生让我们带学费。我回家向父亲说了，可父亲凑来凑去，少五块钱，就吩咐我先去上学，可我赖着不去，父亲的巴掌几次举起又放下，拗不过我，只好陪着我去。先生已经在班了，一看到我挂着的泪痕，似乎明白了八九份，就拉起我的手，对父亲说，“差点钱没事，让孩子先来吧，等年底猪卖了再给不迟，我先垫上。”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感动得流泪，但现在一想起来，真是感动得要流泪。

四年级，升到了前排教室。先生竟然是新分配来的一位“美女”，据说，她父亲是个大干部，因为刚随丈夫退伍转业，工作还没确定，就先到小学堂了。刚开始，我们称她“黄先生”，她一脸的惊愕，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知道了先生就是老师，她对我们说：“叫‘先生’太土气了，以后叫她老师，其他先生也改叫老师。”

她很喜欢和我们一起玩，跳绳、踢毽子、“捉螺儿”，踢格子。一下课，欢声笑语飘逸在小小的操场上空。有一次上级要来听她课。她很紧张。为了防止课上“卡壳儿”，她预选了几个书读得好点的同学，反复练习各自的段落，然后吩咐大家：当她提到分段朗读课文，哪些同学愿意读的？大家要争着举手，然后她会喊某某同学读第几段。领导来听课了，当进行到分段朗读时，也许她太紧张，把预设好我读的段落给记错了。我连忙站起来，大声地说：“黄老师，你弄错了，我应该读第三段。”教室里顿时笑出了声。

五年级，小学堂最后一年。我们已经开始有了性别意识，不愿意与女生同桌。如果同桌了，桌面上会画上一道“三八线”。有些桌面“三八线”已经很深了，可轮到谁坐，还是要在上面再强化一下。课间男孩女孩也不一起“挤麻油”、跳绳、踢毽子了。男生遇到女生，也只是偷偷地看一眼，脸可能还会红起。女孩子喜欢玩“挑花单儿”，就是一个人用红头绳绕在两手指尖，另一个同伴用手指来“挑”，能“挑”出各种各样的花式。女孩子们那翘起来的兰花指，特别小巧玲珑。

男孩子向力量型发展，展示出好斗的英雄本性——“斗脚拐儿”。一只脚独立。另一只脚抬起，脚跟收至腹部，双手抓紧脚踝，大腿和小腿形成一个膝盖朝前的三角形。膝盖始终朝前，随时准备进攻。当双方相距远时，独脚跳着向前冲，期望一下子将对手冲倒。不能成功冲倒对手，进入胶着状态，就采用“压”“挑”对手“膝头盘”。谁先跌倒，或者谁脚先着地，就算败。“挑战赛”最吸引人，斗者威风凛凛，像骑着战马的勇士。有时引得女生也来观战，斗者更是兴奋，如初生牛犊一般。

上课了，我们个个规规矩矩，正襟危坐。因为两个先生管着我们。一个是校长，任教我们数学；一个是教导主任，任教我们语文。两位先生都是外庄人。每天骑着自行车，早早地就到了小学堂。有时大雾，他们的眉毛、头发上还挂着小水珠。

教语文的老先生五十七岁了，皮肤黝黑，个子不高，很敦实；喜欢披一件藏青色大衣，金黄色的大纽扣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先生上课特激情，声音传出好远。他只能用正宗的西乡口音朗读课文，但抑扬顿挫、有声有色。《金色的鱼钩》让我感动不已，《董存瑞舍身炸碉堡》让我热血沸腾，《烈火中的邱少云》让我攥紧拳头……

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小学堂大多已经撤并。我们的小学堂改作了小作坊，当年的风物荡然无存。但每每回老家，经过她的身旁，总想起他曾经的模样，更有六位先生鲜活的形象，他们和我们的快乐时光。

小学堂，曾经如散落在中国大地上的星星，点亮了一颗颗懵懂的童心，放飞了一串串美好的梦想。

永生难忘，我们的小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