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尔系数我们每个月赚的钱里拿出多少用于食品：40年前，我们每赚100元会有60元拿来买大米、酱油、鸡等等。今天，大概全中国老百姓每个月赚的钱里40%用于食品，60%用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用于更多符合我们美好生活概念的商品。

摩天大楼：40年前，中国最高的大楼没有超过200米的，所谓的摩天大楼是我们梦中想象的，帝国大厦那些。今天，全世界最高的10幢大楼中有8幢是我们中国的。

世界500强：40年前，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一家都没有，全部都是国营企业，也没有世界五百强。今天呢，2017年世界五百强中我们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115家，其中有超过25家是我们的民营企业。

中产阶层：1978年，全中国人民一样穷，中产阶层是一个要被反对、被鄙视的名词。大家都是无产阶级，啥也没有。今天，中国的中产阶层人口数量从0增加到2.3亿。这比除了美国以外，任何发达国家的人口都要多。

奢侈品消费：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实在是全世界奢侈品品牌最喜欢的人，全球每年奢侈品的70%是各位花掉的。而且这批购买奢侈品的消费者平均年龄39岁，美国奢侈品消费者的平均年龄是多少呢？比我们要大15岁。而美国网民的平均年龄比我们大5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起码是一个比美国年轻10岁的国家。

汽车：1978年，说起来很可怜，中国一年的汽车产销量是10万辆，那时候几乎没有一个私人拥有汽车，如果你当时到一个县里去的话，只有县长和县委书记有一辆车，叫做公车。但是今天呢，中国是全世界第一大汽车产销国，到2017年年底，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将要达到2940万辆。汽车成为了很多中产阶层家庭的标配，一个基本的配置。

未来或有百万律师、医生集体失业！

1、如今的世界是一个跨界竞争的世界。

做水饺的敌人有可能不是同行，而是电商平台，如饿了么、美团，因为有了饿了么、美团之后，大家都点餐了，速冻产品、方便面就没人吃了。

而过几年后，美团表示最近这段时间南京、上海、杭州、北京的订单量下降，究其原因，才发现原来竞争对手竟然是共享单车。因为有了共享单车，大家不再叫餐了，而是骑车去吃饭。

2、所有产品都可能被重新定义。

比如美国最近推出一款白衬衫，用纳米材料制作的，早上穿，到了晚上这件白衬衫会告诉你，今天走了多少路，心跳最快的时候是看到谁，一天的卡路里消耗是多少衬衫变成人体管理的窗口，所有产品在今天都有可能被重新定义。

3、未来中国很多大型品牌都被彻底击穿。

现在的年轻人追求个性化，未来中国每一个行业都会出现无数个小品牌，小众品牌、圈层化品牌会成为未来中国消费者的主力模型，而这种模型将建立在小创业和大制造的基础上。

4、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中，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讲生产线管理，大家都说资本运作、品牌经营、销售渠道、互联网电商冲击，所有概念都是工厂厂区以外发生的变革，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但是就在过去两年里，工厂管理重新回到生产线。

广州白云机场如今70%的广告内容都是家居全屋定制，柔性化生产在今天是中国实体经济变革的第一条道路。过去两年多实践里，柔性化的生产方式和制造模型在传统制造业里基本得到了实践，传感器技术、3D打印的技术、人机协作的技术等等，都为制造业的生产线革命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

5、海尔、小米这两家企业是中国实体企业中在今天跑得最快的。

快在哪里？中国地区今天正在发生的对全球制造业有可能产生颠覆性管理思想和组织变革的理论，未来出现的景象是，可能没有一个公司会超过一万个人。大型公司在未来或将失去存在的意义，每一个劳动者将回归为创造的主角，工厂所有资源和能力通过平台化的方式与全球进行分享，组织变革对企业带来的颠覆力和风险是最大的。

6、美国最赚钱的行业是律师，律师行业最赚钱的是破产律师，IBM有一个产品叫Watson，这是他的核心竞争力。

Watson把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所有跟破产有关的判决案全部记下来，你只要面对这台机器说我有多少钱、现在欠多少钱，我要申请破产，这个机器律师会给你提供最确切的律师建议。

精算师、律师、教师、医生等传统意义上认为非常高尚且高收入的行业，未来很可能都被机器替代。

7、去年我去汉诺威的时候，整个德国企业界对中国企业家朋友非常陌生；

今年我们去，德国人不欢迎我们，因为过去一年中中国人收购了1400多家德国工厂，其中很多是隐形冠军。记得我4月份去的时候，中国领事馆商务处王参赞说德国政府刚通过一部法令，严管国际资本对德国公司的收购，特别是中国对德国公司的收购。

不管怎么样，中国企业利用庞大的内需市场和人民币泡沫所形成的资本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并购和降维打击的方式，获得制造环节的核心能力，这件事情是不可逆的。

8、保时捷加工厂今天所有的零部件部门库存是零，因为有了工业云的计算，整个工厂已经不需要任何库存。

当生产线柔性化以后，用户关系通过柔性化的方式、通过C2M或B2M来完成，未来所有工厂的效能会得到极大的改造，工厂在扁平化、人机协作和信息交互方面会得到极大的改造，这个变革是一次真正的工厂革命。中国在需求端的推动和变革，不同的制造业大国正在把全球制造的价值链彻底打散。

9、中国政府正在把人民币泡沫向全世界输出，提出一个伟大的战略一带一路；中国企业也正在把人民币泡沫向全世界输出，叫做消费升级。

最近中央政府对一些企业的对外投资进行了限制，主要限制三个领域，一是不动产，二是娱乐行业，三是体育俱乐部，这三件事都涉及到内贷外投。但对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在海外进行并购，中国政府采取非常积极的姿态，我们要用人民币的泡沫去淹没全世界，让全世界共同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承担压力。

10、从今天的技术变革情况来看，中国乃至全球很多大学，四年你所学习的知识能力，四年后可能都不需要了。

如果专业选不好，四、五年后孩子大学毕业之后，这个行业已经消失掉了，而且即将消失的行业往往是收入很高、与标准有关、需要海量知识的行业。

水大鱼大，水好水差？

2017年，我出了一本新书，去北京参加了一场活动，周其仁老师也来参加。

我这本新书叫《激荡十年，水大鱼大》，水大鱼大就是在2017年4月份杭州的互联网峰会上周老师告诉我的。当时我说我正在写一本书，关于2008年到2018年的中国经济史，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十年的话是什么。周老师一边吃着快餐一边跟我说，有一个词蛮好的，叫水大鱼大。后来我就拿这个词做我的书名。

他也做了一次演讲，关于我这本新书。演讲中他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设问：中国经济规模发展得很大，过去十年经济发展得也很快，经济总量增加了2.5倍，变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城市化率增加了12%，那么，这个水和鱼所谓的水就是经济环境、制度环境，所谓的鱼就是企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他说，如果说水不好，中国的经济环境很差，不适合办企业，那么115家世界五百强是怎么来的？今天在座各位是怎么来到这里？二三十年前我们在座的地方是一片农田，怎么变成梵宫的呢？如果水不好的话，怎么来的大鱼呢？在座各位口袋里的钱哪里来的？2.3亿的中产阶层怎么出现的？没法解释。

如果水很好，中国有全世界最好的营商环境，是最适合赚钱的国家，那么为什么那么多鱼死掉呢？我写过两本《大败局》，我认识的很多聪明人都在那两本《大败局》里，中国每年有很多企业非正常死亡，到今天还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会非正常死亡呢？

今天很多的中国企业家，40年来在这个国家赚了很多钱，但是他们移民了。2016年，美国投资移民签了800个人，92%是咱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移民呢？他们为什么觉得这个国家不安全呢？那种焦虑从哪里来的？周老师提的这个问题，今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一个问号。

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动力

发生了什么呢？这也是我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写《激荡十年，水大鱼大》时不断在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在书里讲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动力，今天拿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们一定做对了一些事情，才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方。

1、制度创新

这四十年的变革，是无数宏观制度、产业制度，不断被创新，不断被重新设计的结果。所以制度的变革，一定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源。

但是中国改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鱼非正常死亡？最大的原因是，中国的制度创新，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不是某一天有一群这个国家最聪明的脑袋，关在房间里，把12345写完，然后昭告天下：我们就按这个路线图一直往前跑。中国的制度创新，建立在这么一句非常可笑的话上：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

这句话是1990年代中期，我有一次到温州调研听到的。有一个叫陈定模的人，他要做中国第一个农民城。请我喝酒时，在席间讲了一句话，他说：吴先生，你知道吗，中国改革开放，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所以你必须要支持我。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真的非常震撼，后来我把它写进了《激荡三十年》。

回过头来你想，中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税收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企业改革。哪一项改革是顶层设计的结果？哪一项改革不是基层老百姓、地方政府不断突破现有法律的结果？中国的制度创新，先天带有违法的特点。

2、容忍非均衡

最近有部电影大家看了没有？叫《芳华》，讲的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的一个文工团。如果时光回到70年代中期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国家其实也挺其乐融融的，每天敲锣打鼓，每天喊口号，每天饿肚子，每个人都一样地穷。

1978年以后改变了什么呢？当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每个人的心都变得很躁动。有的人开始听邓丽君的歌，有的人要考大学，有的人到南方开始倒卖盒带，一个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的国家彻底被弄翻了。如果用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这叫什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是开始容忍一种非均衡的发生。

但是你会问，1978年以来是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呢？是那些智商最高的？长得最好看的？学历最高的？是这一拨人吗？不是的。因为当年这一拨人在政府里，在军队里，在高校里，在国有企业里，大家都挺安逸的，没有离开。

谁先富起来的？那些长得难看的、不识字的、犯了前科的，那些农民，那些投机倒把分子。所以，容忍非均衡的结果，不是在座的人里面最优秀的先富起来了，而是那些最想致富的人先致富了。

所以你会发觉，在过去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优秀的人，跟你出生在什么家庭没有关系，跟你的智商高不高没有关系，跟你所在区域资源丰富不丰富没有关系，只有一个关系欲望，你愿不愿意富起来，敢不敢为了致富而冒险。

与此同时，国家开始把一个平均主义的大平台彻底弄翻，国家提出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今天来的朋友如果是从东北、西北来的，你们看到这句话会很生气，但是从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来的，你们就很高兴，因为你们属于那些被容忍发展的区域。

然后，我们对外企实行了超国民待遇。与此同时，我们在这个国家画了很多很多的圈，叫特区、开发区、实验区、自贸区、自由港，这就是一些被允许富起来的区域。这些区域中的人和企业，获得了优先发展的机会。

3、巨国效应

这个词是我跟经济学家管清友今年去瑞士时两个人聊起来的。他说中国的发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各位的脑袋比欧洲人、美国人、印度人更聪明吗？我觉得我们比他们更勤奋，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确处在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家之中。

我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曾经用过一个例子。1978年年底，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以后有一个美国人柯达胶卷的全球总裁看到《人民日报》以后，飞到香港，站在香港遥望对岸，心潮澎湃：我终于找到一个能发大财的地方了，那里有10亿人口，每一个人买我一个胶卷的话，就是10亿胶卷，买两个就是20亿胶卷。

别的没有多，就是人多。

所以你看，四十年来我们的发展跟巨国效应有巨大的关系。1978年，这个国家只有不到1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今天多少呢？今天将近60%了。1990年，中国还没有所谓的中产阶层，今天有2.3亿人了。

至于中国的互联网人口，今天中国有2家互联网公司，一个叫阿里，一个叫腾讯，交替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是两个马老师长得很好看吗？是他们的智商比身在硅谷、伦敦、巴黎、东京，同时代的这些60后、70后更聪明吗？好像不是的。

随着互联网人口的增加，中国一定会出现一个到两个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无非是创始人可能叫马云、叫李云、叫张云。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会出现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互联网人口了。你推出了一款网络游戏，在别的国家有100万人玩，在中国可能同时在线8000万人。

所以，人口基数、人口红利，给很多中国企业造就了巨大的优势。

4、技术破壁

任何一个后进国家、发展中国家，不断进步迭代，依靠的是两种能力。

一种是制度变革，但是有一件事情挺可惜的，直到今天还在发生，就是：制度是可逆的。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朋友抱怨，说什么呢？说我们的政策，像个旋转门，门开了进去以后，转着转着我又回来了，又像天花板，这个天花板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这就是制度的可逆性。

但是，有一个东西不可逆，叫做技术变革。各位想想，今天中国很多的产业变革，金融产业变革、通讯产业变革、媒体产业变革，是制度变革带来的吗？不是的。所有的牌照，仍然牢牢地抓在有关部门手里。但是，因为有技术的革新，使得你的很多牌照变成了一张废纸。技术破壁，是一种新的不逆的动力。

所以你回过头来看，这个四十年来，中国的发展，是一轮接一轮浪潮的结果。

1980年代，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一个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大转移的结果。欧美国家随着他们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能源价格的上涨，白领人口的增加，没有人愿意做工厂，怎么办呢？好，把大量的工厂腾挪到亚洲地区。刚好这个时候，中国打开了国门。所以整个80年代，中国是一个进口替代，打开国门迎接全球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