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与被塑造的:一部真实的缠足史
一位小脚妇女鼓足勇气,拿着一块干的油炸麻花到“查脚员”面前,说“如果您可以把这块麻花解开,我就愿意解开裹脚布,把脚放开”。
这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历史系博士,现为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Barnard)学院历史系教授高彦颐(Dorothy Ko)的《缠足》开头所描述的一个画面。
缠足的历史充满了抵触和意料之外的转折。缠足源于中古时期中国的宫廷舞蹈,并逐渐蔓延到士绅家族、青楼、女佣和农家。传统的观点总是强调缠足父权压迫的特质,而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以及缠足妇女本身的动机、诱因。本书书写了不一样的千年缠足史,作者用客观中立、不动声色的分析驳斥了许多迷思和错误认知。
被遮蔽与被塑造的:
一部真实的缠足史
来源 | School思库
当我们回看19、20世纪之交的反缠足运动,可以看到存在着或大或小、观点不一的声音:
梁启超斥责缠足女子“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蒙昧、不劳作而不引以为耻,正是中国积弱的根源。
传教士麦高温说,“双足天赋”,缠足是与神作对;美国人柏夫人说,缠足削弱女子行动能力,限制女子生计。
阎锡山将女性的脚和政绩脸面紧紧捆绑,用稽查、罚款等措施严禁缠足、推行放足。
辜鸿铭则将缠足和国族关联,认为不该用西方启蒙标准来评判中国。
女性的身体成为救国方案的展示,成为权力博弈的场所,成为国族历史的平台。
面对这些史料,《缠足》的作者高彦颐敏锐地指出:反缠足史中被隐没的、不被重视的、缺少记录和聆听的,恰恰是被改造的、被认为是受益者的小脚女性的声音。
说女性在这件事里完全被忽略,也不恰当,毕竟她们是承受这一切的客体。
文人汤颐琐编撰了一本进步小说《黄绣球》。女主角黄绣球天生就对缠足心存不满,有着坚强品格,轻易地完成了放足,解开裹脚布十几天后就“自然如飞地奔跑”。
进步思想固然可贵,但我们不难看出,这种描述完全是男性文人的想当然和一种政治理想的寄托,与实际相差甚远。
《缠足》一书可贵的地方,正是除了兼顾到这些常规的史料,也在努力尝试去还原小脚女性真实的声音,对一些看起来毫无疑问的史料提出了客观的质疑。
1904年,浙江的发蒙学堂,举办一场盛大仪式庆祝名女学生蔡爱花放足。
《缠足》里破天荒地提出了质疑,这个女孩回家之后怎么办?她要如何捍卫自己的身体?在之后动荡的历史潮流中,她会放了又缠、缠了又放吗?我们没有答案,因为我们连这个女孩公开演说的全文也没能得到。
放脚对于女性是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前文提到的江南女孩蔡爱花年仅九岁,缠足不过一两年,放足并不难,但成年女性要采用难以忍受且不会完全成功的方法。就算勉强成为“解放脚”,也不可能像天足一样健步如飞,状况糟糕的(不在少数)甚至不如原本的小脚行走爽利。
是的,解放脚甚至可能不如小脚方便。小脚妇女在我们的叙事报道里是几乎没有行动能力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种叙事只是创造了一个印象——女人被压迫地如此厉害、她们无法拯救自己,只能等待国家或者知识精英来获得解放。
这种印象其实并不公允,到了20世纪初小脚女人开始频繁地出现在码头、农田,去完成一些困难的体力劳动。关于这点,我曾经听一位云南通海的朋友聊过她的高祖母,一位没有放脚的小脚妇女通过农田劳作养活了六个女儿和酷爱赌博的丈夫,并且还供两个女儿上了高中。
缠足固然大大地削减女性的行动能力,但生活的残忍和中国女性的坚强意志不会使她们成为完全的弱者。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缠足的尺寸和执行的严格程度和女性的经济地位确实是紧密相关的。古来都以“燕赵齐鲁晋”为缠足模范,尤其晋地女子尺寸最小,从两三岁就开始裹脚以限制脚的发育,七八岁再正式缠足;而纺织业发达的江南地区,女子的平均年收入可以折算为3.6石粮食,完全超过了她们生活所需,相应的,江南女子在七八岁才开始缠足,脚的尺寸也最大。
但明明都能养活自己,为什么不可以不缠足?高彦颐在书里提出了她的洞见,在缠足这个话题上,女性从16世纪开始就别无选择,缠足在她们接触的所有叙事里是“特权”而非负累。
甚至对于一些女孩来说,这是她们为数不多可以用自己的意志来战胜现实的事情。一位姓金的女士,曾经撰文描述自己缠足如何痛苦、每日度量尺寸、多次发炎,但她因此成为远近数村的缠足魁首。
听起来非常离谱,然而如果我们能理解,这是一种特权和荣誉;同时和放足女子忍受痛苦却常常徒劳无功比较,大概更可以看出女子的被压迫——她们在一个传统的文化体系里被灌输了缠足的正当性和高贵,并因此忍受痛苦;当缠足被视作一种陋习,她们又沉默地、耻辱地再次承受痛苦去放足。
她们曾经在畸形的文化里被塑造,自动地折损自己身体去换取荣耀,又被嘲讽辱骂,似乎是她们自取其辱,就像《缠足》的英文名“Cinderella‘s Sisters”,削足适履。太多不必要的苦难被施加在她们身上,她们的双脚是宗族的荣耀,是文人的春情,是国族的耻辱,是军阀夸耀的政绩,独独不是她们自己意志的延伸。
《缠足》在这段本该从女性出发的历史里,为我们提供了稀少而真实的女性视角。
但这不是它唯一优秀的地方,高彦颐女士真的做到了如她自己所说,更客观、具体、全面地讲述这段历史,而不是急于批判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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